肯定和认同，与他对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岂只如此，鲁迅做为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还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以为发扬传统文化，建设民族新文化之需。
　　　　　　二
　　孔子不但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文献整理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孔子的时代，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只集中表现在文艺的社会功能、艺术鉴赏与批评等几个方面。


　　孔子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把文艺的社会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讲的是“诗教”，把学诗做为一种审美活动。它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包括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感染、娱乐作用；而强调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功利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使文艺为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服务；也包含了文艺作品不仅反映社会生活现象，还应反映自然现象，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样一些文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成份。
　　孔子美学思想中的艺术鉴赏与批评问题，首先应提到他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无邪”，就是“正”、“中正”，是孔子整理文献、鉴赏作品时的政治道德，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放在第一位，可以批评政治上的弊端，但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孔子在欣赏《韶》乐时，提出了“尽善尽美”的主张。“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涉及了孔子的音乐审美标准问题，“善”是指好的事情，“美”是指美德，都属于道德范畴。是审美意识的体现。《韶》是歌颂先王德行的古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兴奋到如痴如醉的地步，是因为他感到《韶》乐达到了“尽善”与“尽美”的统一。孔子在讲到人的修养时，有这样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性，“文”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采，“文质彬彬”，是指人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达到本质和文采的完美统一。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文艺。孔子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既重视内容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主张文质并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孔子的美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适应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需要的，这是它的消极面，但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萌生期的产物，它又有积极的开拓创新意义。这对后世的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的。就是鲁迅，也从中受到过启示。
　　对于鲁迅的美学思想，这里不做全面研究，我想只就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的贬抑和褒扬、认同之处略予说明。
　　鲁迅对孔子美学思想贬抑的最突出之点是对“诗教”和“思无邪”的否定。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直接了当地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对从孔子以来统治中国文坛两千多年的“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思无邪”是束缚人们意志，禁固诗人感情的教条。鲁迅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剖析了“思无邪”的严重危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人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鲁迅对孔子美学中消极因素的决绝态度。
　　至于对孔子美学的褒扬和认同，就比较复杂了。首先要说明的是鲁迅的一些论述中，存在着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看法的矛盾现象。比如，鲁迅出身的没落封建官僚家庭，是世代为官，诗礼传家，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他少年时代就读私塾，受的也是儒家传统的文化教育，这是形成鲁迅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熟知孔子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鲁迅是承认的。他曾不只一次说到：“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坟·写在“坟”后面》)，“‘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熟读过的”(《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但是他又说：“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这显然是矛盾的，或者同他后来对“少看中国书”问题所做的解释相似，是“时间和环境”(《准风月谈·答“兼士”》)使然，是“五四”和二十年代初期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并不表明鲁迅对孔子学说的全盘否定。全面来看，对旧文学，包括孔子的言论和著述，鲁迅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说：“我也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拿来主义》，强调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正确的态度是“占有，挑选”和创新。


　　上述对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的正确观点，也表现于鲁迅对孔子文学作品及美学思想某些方面的认同和褒扬。比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就对《诗经》做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诗》之次第，首《国风》，次《雅》，次《颂》”，“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特别是《雅》，“或美或刺”，“有甚激切者”。他还举出以揭露周幽王黑暗统治为内容的《大雅·瞻》为例，加以说明。屈原的《离骚》是鲁迅颇为倾心的。在评价《离骚》时，却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甚于此者多矣。”可见鲁迅对孔子整理古代文献之功，及其删定弃取的标准是有所肯定和认同的。所以后来谈到孔子编定的《尚书》中仍保留“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愤恕诅咒夏要桀的文字时，鲁迅说：“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又一次表明了对孔子审美标准的赞许。鲁迅还曾指出；《诗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从帮忙到扯淡》)。把鲁迅对《诗经》的评价，前后联系起来，又不难看出，这里是包含着对内容和形式，对“文”与“质”的全面要求的。其中是否多少也有孔子美学思想中重社会功利性，“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影响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对孔子文学作品和美学思想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做法，在鲁迅是十分明显的。正如鲁迅所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当然包括孔子编定的及记载孔子言论的书——笔者)，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坟·写在‘坟’后面》)。鲁迅说得确确实实，“是的确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单是鲁迅杂文，对《论语》、《诗经》中语句的引述，就有近百处。引述方式，有的因其意而用之，有的反其意而用之，有的用字面上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