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世纪初年，中学考察

近年来，从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心所制约，并将个体与群体逐渐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的总体潮流中。后殖民时代的官僚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仅仅按"超理性"模式运行，导致超理性和非理性成为今日的行动指南。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愈加重视偶然原则、赌博原则、机遇原则，于是抛弃理性标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维惯性，并遭遇到若干严重的后果。在反理性、反经典的后现代氛围中，精英主义的理性尺度开始泛化，经典的边界开始软化，理性尺度的确立因人因时因阶级民族和性别而定。如果一味多元，则无异于在无限拓宽尺度的同时取消了尺度。尺度的消解，使得个体的任意性无穷加大，然而，在私人空间无限膨胀之际，一种看不见的"他者"--无数的他者构成"公共空间"，仍在制约着每一个人。个体在这个"私人时代"都显得无比重要，但同时又变得空前不重要。

五 新世纪文化转型中的后现代话语

应该说，当代中国学者对后现代的研究从哲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甚至文化产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拓展了"后学"研究空间。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后现代性的意义不是单纯地消解理性，而是剥离现代性的遮蔽，并对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加以质疑。在现代性扩张的历史中，中心主义的理性框架对人的生存产生多种多面挤压，这无疑需要后现代主义进行新空间的拓展，使理性立足于自身的界限而获得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当后学家对理性过度消解之后，又找不到适切的取代物，于是在在"反"与"非"的思想"空场"中，理性日益丧失其当代合法性。

在我看来，新世纪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学术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失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分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这些问题值得认真分梳。

首先，政治权力话语。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不是本质主义的一元论，相反是可以分层的：从政治权力角度来说，前现代是封建社会，所以很多指责据此而来；现代是资本主义，我们忘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在批判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今天有人说，我们要抛弃前现代封建主义，大步流星、毫不批判、毫不保留地进入现代主义，进入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同样，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后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连，它不再是"殖经济"，不再是"殖民"，也不再是"殖地"，但是它"殖心态"，即后殖民心态、后殖民文化、后殖民语言。因而应该从政治权力这个角度看问题的实质。

第二，经济权力话语问题。把前现代称为欠发达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把现代称为发达国家，把后现代称为超发达国家。问题在于，中国在前现代是欠发达国家，应该走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这种以"后"为高的看法，使得生产环节的经济决定论和消费环节的消费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不可小看的隐患。

第三，信息传播方式的与话语。前现代是手写纸介媒介时代，"学而优则仕"使知识分子学的目的是为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其中充满着一些糟粕。信息传播到了现代是资产阶级印刷时代，印刷时代可以说知识精英掌握了文化的阐释权、文化阐释的角度、文化阐释的结论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到了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媒介，电子媒介再生产出大众文化--众声喧哗。这种由"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到了印刷时代的知识精英的"知识就是力量"，然后到了大众传媒的大众平面"众声喧哗"的发展演进，使得评价开始出现差异：有些人喜欢大众文化而对后现代的东西表示认同；有些人很喜欢知识精英，所以对学院派知识分子报以很大的希望；但也有一些不太喜欢学院派的知识精英，而更喜欢民间带有原始回归的东西，他可能对前现代的东西很感兴趣。这种差异性仍然没有逃离以"后"为好的格局。



第四，应该落实到价值层面。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出现了如此多的差异，应该给予更高层面的分析与对待。如果是用印刷时代的媒体去谈政治，用政治方面去谈经济，都是不得要领的。在价值层面上我赞同的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如今同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就可以避免站在自然的角度、站在神性的角度、站在理性的角度、站在意志的角度、站在本能的角度来考察三者关系的盲视和误读。我们只可能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做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中国"后学"问题是当代世界后学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后学"关注的问题以及后学自身存在的语境相当复杂，只有充分弄清西方后现代问题，才能深入分析中国后现代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后学"的问题让我们明白，当代问题决非一种单一模式可以透视的，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致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这一问题的同时，又必得面对民族主义和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当前的边缘话语和全球化语境问题。

在我看来，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文化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