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他在吸取前人所长的基础上提出了齐生死、一物我的思想，并将人生痛苦的根源归结为“有待”和“有己”，认为最终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和解脱，人生自当逍遥游。他的人生哲学在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分析和借鉴。以下是人生哲学的论文，欢迎阅读。
张岱年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最深。追溯中国古代研究人生哲学的大家，当以老子为始祖。但对于人生做全面深入分析的，还是与老子一脉相承的庄子。庄子的思想虽然有混世主义和宿命论的嫌疑，但他的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轻物重生的思想和追求精神自由的方法在现时代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庄子(公元前约369-前约286年)，姓庄，名周，是先秦最大的道家。先秦道家的发展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庄子的思想是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的代表。道家哲学的出发点就是全生避害。处于第一阶段的杨朱思想，中心是“避”，即逃离人世，隐遁山林。但世事复杂，仍有一些事是无法回避的。到了老子，除了“避”以外，更企图揭示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使事情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吸取前人所长，不再单纯强调“避”和认识规律，而是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从一个更高的起点看待万事万物，看待人生。
一、齐生死，一物我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为，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齐生死，一物我的思想实际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待人人都必须面对的生死问题，把生死看作自然之本性，跨越生死的鸿沟;二是对待人生存与其中的自然，强调人是自然中的一份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乐观的生死观
人生在世要遇到很多的困难和不顺利，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死亡。畏惧死亡，忧虑死亡的到来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来源。庄子对于死亡抱有乐观态度，传说庄子的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惠施问他为何，他说：“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在庄子看来，人是“气”的一种形式，“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生死都是自然的表现，只是自然的变化而已，同样要遵循自然规律，因此对于生死，就不应该有特殊的感情了。
“死生有得邪?皆有所一体”，“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生和死只是一个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生和死的界限也就没有那么分明了。生命就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死和生只是生命的两种不同表现方式而已。既然生和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人们面对死亡，当然也就无需悲痛和恐惧了。
对待生死，庄子既不悦生也不恶死，而是要求顺其自然，把生死看作自然之本性，进而从恐惧、痛苦之中解脱出来。庄子对死亡的态度是乐观的，跨越了生和死的鸿沟，人生就彻底的从死亡的巨大的精神负担下解脱出来了，于是其他的烦恼与不顺心就变的微不足道了。“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已，况爵禄乎?”(《田子方》)。
对于常人，很少有不畏惧死亡的。庄子的生死观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生命和死亡都不过是自然现象而已，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变化，并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单个人的死亡意味着生命的逝去、躯体的消失。但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只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了个人的价值，生命就是有意义的，就不会彻底消逝。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
2、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却，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然，莫不入焉。”(《知北游》)意思是说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万物蓬勃生长，变化衰萎，没有不死去的。在庄子看来，人不过是万物之中的一物，人与万物的区别只是“人之形”。人应该完全听从自然的支配，用不着过分强调人的尊严，把人看作万物之灵。这种思想在现时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有重要的意义。
科技革命以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人类中心主义逐渐成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主要的观念。人类一直认为拥有无以比拟的智力水平和强大的科技力量，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自然作为异己的力量存在着，在人类越来越多的享受现代高科技成果的同时，与自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这样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由于只把自然当作征服和改造的对象，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物种以惊人的速度灭绝，同时人类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狭小;另一方面由于人越来越疏远自然，背离了人作为大自然一份子的本来身份，造成了人自身的异化，精神失去了家园。
现代发达的科学技术确实能够让人类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作为地球大家庭的一员，作为自然的一份子，没有了绚烂多姿的生物群落，人类也将无法继续存活下去。庄子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最大的启发就是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我们应该停止对自然的掠夺式、无节制的开发方式，把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和保护自然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二、物质欲望与精神自由
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我们带来了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过程的便利，这是现代化进程以来不可否认的重大成果。但伴随着物质的丰富，人类的精神却相对贫困了，物质欲望成为控制人的枷锁，精神自由似乎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1、人生痛苦的根源一“有待”、“有己”
庄子认为，人生种种苦恼与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在于“有待”和“有己”。所谓“有待”，指人的活动总是受着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要求，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客观条件和因素是人的自由的束缚。所谓“有己”，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由于人具有自我意识，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对立起来，因而计较得失、苦乐、祸福，陷人种种苦闷。人一旦禀承天地之气而形成形体，就难以忘掉自身一直到最后死亡，所以人一直为功名利禄而奔波操劳。“一受其形成，不亡以待尽，御侮乡人相刃相糜，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不见其成功，然疲役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有待”和“有己”造成了人生中的种种苦闷和不如意。
也就是说，原本属于自然多样生物种群中的一分子，却把自己从其中独立出来，站在与自然对立的一面。人淡化了自己的自然属性而过分强调社会属性，把获得社会认同和满足物的享受程度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尺。人被物化了，物成为唯一的标准，人被物所累，物质欲望沟壑难填，各种痛苦和苦闷从中而来。
2、“无待”与“无己”
庄子对这种痛苦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忘记欲望，忘记自己，即“无待”，“无己”。所谓“无待”，就是人的活动不依赖任何条件，不受必然性的制约。而要实现“无待”，就必须“无己”，也就是根本否认人的自我意识，泯灭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区别，扬弃了必然性对人的制约。
要做到“无待”和“无己”，具体的做法就是“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即彻底地摈弃人的感觉能力和理性自觉，彻底忘掉一切，在内不感到自身的存在，在外不识有天地万物，从而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的“无待”和“无己”的方法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忽视外界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脱离物质基础而追求精神的解放，并且这种解放还是通过泯灭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为代价。但是庄子通过这种精神的解脱方式成功的解决了先秦道家固有的问题：如何全生避害，同时也给我们以启示：人永远是自然的一份子，最终要回归到自然当中找寻精神的依托和生命的意义，物质是现代生活的必须要件，但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不能为物质力量所控制，不能在追求物质的同时泯灭了人性，丧失了精神追求和精神修养。
3、逍遥游
逍遥游是庄子自由观的灵魂，也是他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同时可以看成是他追求精神解脱的具体方法体系。这个方法体系有两个层次：相对幸福和绝对幸福。
第一个层次是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就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相对的幸福。“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天地》)这个“德”，就是使我们成为我们者，即自然能力，充分而自由的发挥了这种能力，自由的发展了我们的自然本性，我们就获得了相对的幸福。庄子在《逍遥游》里讲了个故事，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只能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但是它们都发挥了自己的自然能力，按照自然本性做事，因此它们是同等幸福的。“凫胫虽短，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骈拇》)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相同的，也不必追求绝对的同，只要充分而自由地发挥自然能力，就是幸福的。
第二个层次是获得绝对幸福的方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便是获得了绝对的幸福，而真正的自由是“无待”的，即不依赖任何条件的。要达到真正自由的境界，不仅要摆脱一些客观条件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要摆脱个人肉体的和精神的条件的限制，真正做到“无己”。只有无己的人才能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齐物论》)我与“道”合而为一，庄子称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为“真人”。要达到这种境界，首先要“缘督以为经”(《养生主》)居于善恶好坏的空虚之处，善恶都不追求。站在是非善恶之间，生命就不会被损害，便能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其次是“坐忘”(《大宗师》)，即忘掉客观世界，忘掉自己的肉体，忘掉一切认识活动，达到与天地混为一体的境界，在精神上也就真正自由了，也就逍遥了。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的逍遥游实际目的是追求一种精神的自由和解放。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困苦、混乱，只要心灵虚静、物我两忘、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就会成为至圣之人，获得绝对的幸福和自由。说到底，他所追求的幸福是一种主观的、内在的、个人的幸福观，通过摆脱客观条件的束缚来获得主观的自由。虽然他的这种逍遥游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和混世主义态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对于庄子的逍遥游，更重要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