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伦理困境一直是近年来道德哲学探讨的热点之一，而对西方伦理困境的探讨的意义绝不局限于西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伦理问题开始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普遍性。下面是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相关句子，希望大家会喜欢!

　　摘要：麦金太尔一生致力于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影响。他的美德伦理学以“美德”为核心概念，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合理性提出怀疑，并展开了对规范伦理学和道德情感主义的激烈批判，从而实现了伦理学在20世纪的一个转向。然而，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不断遭到道德情境主义的挑战，麦金太尔教授为此不得不对美德存在的合理性予以回应，最终捍卫了美德伦理学的价值和功能。在当代中国社会，深刻领会和把握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应有的、特定的价值，在道德教育中更加有效地以美德伦理思想为指导，使一代又一代人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充满希望。

　　关键词：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道德;规范

　　引言

　　伦理学麦金太尔是当代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国内学界在谈论美德伦理学时曾一度只讲麦金太尔，颇有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味道。美德伦理学(VirtueEthics，也称之为德性论)似乎也被认为是当代最好和最有代表性的道德哲学理论，因而成为最近50年来道德哲学理论取得的两大重要进展之一。对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揭示其辩证发展规律，深刻把握当代社会中美德伦理学应有的、特定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推进美德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思想

　　1.1麦金太尔美德伦理思想的代表作为《追寻美德》，在该书中麦金太尔教授对当代人的道德境况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和说明，而且原创性地指出了克服当代人道德危机的办法：既不是回到现代，也不是回到后现代，而是回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德性伦理学传统之中。综观全书，麦金太尔教授集中笔力，论证了如下三个问题：当代人的道德状况如何?“启蒙方案”为何会失败?如何走出当代人的道德困境，是选择尼采还是选择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的基本论证逻辑如下：当代人的道德境况十分糟糕，但这种糟糕现状还没有走到令人绝望的地步。

　　1.2因此，分析这种道德现状的根源是十分必要的，在麦金太尔看来，出现这种道德境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启蒙运动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抛弃，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克尔凯郭尔、康德以及休谟，都试图消除道德合理性论证中的目的论，使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中的三维论证变成两维论证，法则和人性相互支持。在麦金太尔看来，启蒙运动所作出的一切道德合理性论证都是失败的，它引发了当代社会深刻的道德危机，注定会破产。

　　1.3既然启蒙运动的道德论证都是失败的，既然启蒙运动与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那么，如何走出现代性的必然困境呢?麦金太尔追问，尼采抑或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麦金太尔选择了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体系中，偶然所是的人与实现其本质性而可能所是的人之间有一种根本的对比。伦理学就是一门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们是如何从前一状态转化到后一状态的科学”。

　　1.4[1]67如同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卢梭、尼采以及海德格尔都以批判的方式推进了现代性，面对现代的道德困境，我们不能对尼采有太多的奢望。[2]因此，麦金太尔倡导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传统之中，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源来应对当前存在的道德危机。在麦金太尔看来，美德之所以值得提倡，是因为它有助于实现人类的生存目的——幸福(well—being)或美好生活(goodlife)。

　　1.5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明确指出：美德是使一个人获得幸福所必要的品质，它是人类在后天所获得的，“拥有和运用它，会使我们能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善，若缺少了它，则会严重地阻碍我们获得任何诸如此类的善”。[1]187可以看出，麦金太尔认为，只有获得实践的内在善，才是卓越的实践方式;而要获得实践的内在善，就必须借助美德。进一步的，在他看来，能够决定实践的内在善的，其实是行为者所处的道德探究传统及其拥有共同善的生活群体。因此，美德的运用，根本上是为了揭示和把握这种道德传统，也是为了推动和实现这种群体生活。

　　二、麦金太尔眼中的现代西方道德哲学

　　在麦金太尔对西方伦理学史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他认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完全背离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传统，这一发端肇始于启蒙运动，其典型代表是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中的道德情感主义。麦金太尔试图证明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失败，当代道德语言的无序和深刻的道德危机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直接后果，要想深刻理解现代道德，就必须了解西方的道德传统，更确切地说，就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美德伦理体系当中，于是麦金太尔展开了对规范伦理学和道德情感主义的激烈批判。

　　(一)麦金太尔对规范伦理学的批判

　　1.1自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产生以来，就和规范伦理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以边沁、密尔等人为代表的功利论和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展开了众多论争。任何阅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阅读过规范伦理学的人，一定曾为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触动，规范伦理学“都是‘徒见规，不见人’。只是简单地为行为建立规则”。[3]以康德为例，他将道德律令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例如，“你勿说谎”就是一个道德的律令，一个不管现实中的任何例外而普遍正确的命题，即使一个杀人犯在追杀一个无辜的人，而那个无辜的人正在向你跑来，当杀人犯询问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无辜的人时，你也不能对杀人犯说谎。

　　1.2因为道德律令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违背的，虽然没有人一次说谎就会不停说谎，但假如他再次需要说谎，他就会记起他曾怎样成功地说过谎话，他会诉诸他过去的经验，以同样的方式行动，这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因此，规范伦理学十分强调规则在道德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规范伦理学的道德理由是崇高的、清晰的、确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接受的，但问题在于一个凡事基于规则而行动的人总有些不近人情，道德生活的复杂和道德动机的微妙，要高于任何规则所能设想的程度和所能涵盖的范围，这就导致规范伦理所提供的道德理由(这种或那种普遍法则)在某些情境中不成其为(充分的)理由。麦金太尔说：“一旦变成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就会找到好的理由以反对功利论和义务论。

　　1.3后果主义之所以是不可接受的，就在于人们发现，在任何旨在获得共同善的生活中，由无条件承诺所建构的关系必定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些承诺原本就是自然法的观念，即便有时情况复杂，但也绝无例外。康德主义伦理学之所以不可接受，则不仅是因为，我们对那些观念的敬重是建立在它们能让我们获得我们共同善的基础上，而且因为，康德主义的‘实践理性’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践智慧’”。[4]何谓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智慧?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美德总是两个极端(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中道。例如，勇敢是一种相对于怯懦的正常状态，是怯懦与蛮勇之间的中道;节制是一种相对于感官痛苦的正常习惯或状态，是放纵和无欲(或冷淡)之间的中道。

　　1.4因此，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最大优点就是具备灵活性，能够面对、处理不同的社会情境，社会的复杂性。麦金太尔意识到规范伦理学中纯粹理性的人是没有的，道德不是一位高居万民之上的君主或一种不可控制的“内在声音”的专横命令，它的本质是着眼于人、成就人的，而不是强制人、约束人的。

　　(二)麦金太尔对道德情感主义的批判

　　2.1道德哲学领域中充满了分歧和争论，道德分歧的持续存在，会使人丧失解决的信心。谁应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在这个问题上，麦金太尔的矛头直指元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emotivism)。在他看来，面对道德差异的现实，情感主义放弃寻求道德共识的努力，转而认为“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具有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特征而言，都无非是偏好的表达、态度或情感的表达”。[1]14这种对待差异和分歧的漠然态度，导致人们对所有的道德话语不屑一顾，听之任之。道德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素、艾耶尔、卡尔•纳普、莱辛巴赫、史蒂文森等，例如，艾耶尔(AlfredJ.Ayer)就把道德的概念当做不可分析的“伪概念”，当“我对某人说：‘你偷钱是做错了’，比起我只说‘你偷钱’来，我并没有多陈述任何东西。

　　2.2我只是表明我道德上不赞成这种行为。这正如我用一种特别的憎恶声调说‘你偷钱’，或者加上一些特别的惊叹号写出这个句子。”概言之，“有关的伦理的词的功能就纯粹是‘情绪的’”。在道德情感主义看来，道德判断是主观的，以道德判断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没有客观性与真理性，其后果是把道德知识边缘化——甚至是把道德知识“去知识化”。在麦金太尔的观念中，任何一种能够称得上理论的理论，都不会是无关乎现实的纯粹理论，理论和现实总是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不应当存在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历史，一种是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的历史。因为不存在两种过去，一种仅仅由过去的行为所构成，一种仅仅由过去的理论所堆满。

　　2.3每一种行为都是那些或多或少承担着理路内容的信念与概念的载体和表达;而每一种理论和每一种信念的表达，也都是一种政治行为与道德行为”。[5]在伦理学中，善离不开真，离不开客观性。道德判断作为价值判断，似乎如情感主义所说，是主体主观情感态度的表达。对于同一道德现象，不同的评价主体会有不同的判断，这些判断之间甚至可以大相径庭。事实上，公道自在人心，人心是一杆秤，心心相印;在非常时期，不同肤色不同语言者之间，仅仅凭着最简单的真诚与善良举动本身，就可以相互沟通。诸如此类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在人类生活世界中，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效准性的道德内容。或者说，这种似乎是主观性的价值判断以某种客观性为基础，我们必须直面并寻求这种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