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哲学理念深层含义分析探讨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7-12-17

  一、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使命与“双重问题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于19世纪,鼎盛于20世纪,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它如何能够与当代的世界历史发展相结合而进一步发展呢?即如何能够具有当代的时代精神呢?对此,笔者提出对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唯物主义”或“人类学哲学”(不是哲学人类学)这一新的理解范式[1]。有的同志问:这一新的理解范式何以可能?对此,笔者又提出马克思的“一付重担、两大问题域”的隐喻[2],来理解这一新的哲学范式的合法性。更深入地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即当时的世界历史发展,向马克思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由于现代性的政治革命把社会权力由帝王私有制转化成了社会公有制这一政治解放道路,进一步提出了人类解放如何可能的问题;二是由于社会化的工业生产和产权的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解放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两大时代问题及其解决道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使命,而马克思自觉不自觉地对这两大问题的思考,就形成了他的双重问题域:前者形成了他的“人类性问题域”,后者形成了他的“阶级性问题域”。马克思毕生为解决这两大“问题域”而奋斗。但是,仅仅看到这一层还不行,还要看到:马克思挑着这付历史重担、在崎岖的“世界历史”山路上攀登,力图把人类(它的各民族和每个人)引向世界历史发展道路,在“世界历史”高度上解决这两大难题。并且,马克思的雄心(也是问题),是力图把双重任务“毕其功于一役”,即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而实现全人类解放,实现“每个人”以及“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从而把人类引出苦难,脱离异化,走向幸福和谐的自由人联合体。回到哲学这个主题来看,过去我们只在那个“阶级性问题域”中翻检,首先看到了它的历史观的重要,就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继而看到了辩证法的重要,就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后来有人看到了实践,就认为是实践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有人看到了人道,就说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等。这就好像一个人进入一个大花园里,每看到一种自己喜爱的鲜艳花朵就认为整个花园都是这种花一样。这种孤立片面的理解也许不乏深刻、突出,但很难避免“只见一斑,不见全豹”的理论大忌,就将其称之为对马克思理论的“据点式的理解”。马克思的整个精神人格,他的整体思想,他的“人类性问题域”,也就很难在这种哲学中显露出来。其结果就使许许多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除了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认准之外,就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了。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根据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任务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适应21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要求呢?这就需要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不仅要理解他的“阶级性问题域”,更要理解他的“人类性问题域”,以及他的人格,他为把人类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家庭和健康”的终身奋斗精神,即马克思伟大的人格理性精神(没有马克思伟大人格理性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词句上的马克思主义),更要认识到他的“人类性问题域”的历史任务和它对于当代世界的重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乃至中国化的关键问题。

  二、从“两个马克思”到“马克思的双重理论构建”

  马克思双重历史任务与双重问题域的提出,首先为全面理解马克思、解决“两个马克思”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自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之后,出现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相对立的“两个马克思”的理论论争。马克思《手稿》的发表被认为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胡克)”。它的思想,与传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此不同,以至于1932年在苏联首次出版之后,以传统理论一统天下的苏联学者,要么对《手稿》的思想不屑一顾,要么没有人敢对《手稿》发表不同意见。与这种沉默相反,《手稿》立即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以朗茲胡特、迈耶尔和德曼等为首的一批学者,把它与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手稿》展示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主题”,提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与传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认为“人们可以引证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曼)[3](P4),从而形成了“两个马克思”的长期争论。西方学者把《手稿》的核心精神理解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把它与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是有它的政治深意的,那就是反对斯大林的专制极权制度。当然,大多数思想家没有走上这种极端的理解,他们一般都力图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和老年马克思思想中发现共同的东西。其主要表现是:认为早期关于人的思想或人本主义同样是后期思想的根据。到了五六十年代,马尔库塞、弗洛姆等都在做这样的否定两个马克思相对立的理论工作。马尔库塞在其《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认为,人是马克思一生研究的红线。“对从德国哲学的最有生命力的阶段的直接关系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说来,全部人类历史实践中的问题始终是人自己的问题”[3](P121),因此,“在马克思理论的所有阶段上,他的理论的基础都包括了哲学的基础”[3](P94),即都是以人本身的问题为基础的。这就是力图以人本哲学把马克思前后时期统一起来的理论思路。接着是E?弗洛姆的更有力的论断。他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以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统一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他说“: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述的人的本质的思想在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中有连续性。”[3](P40)他认为,“并不需要把马克思一分为二。事实上,在《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两个马克思”提法的合法性①。对这种以突出青年马克思思想反对或者统一老年马克思思想给予有力反驳的,不是原苏联学者,而是法国的阿尔都塞。他的《保卫马克思》从左的方面重建了两个马克思的理论。在《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一文中,他以1845年为界,认为马克思思想出现了“认识论的断裂”[3](P211),此前的以《手稿》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而此后的思想则是科学理论,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他断然否定青年马克思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当然,更反对以青年马克思统一老年马克思的企图。虽然其理论有不少问题,但它成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力的辩护。在阿尔都塞之后,两个马克思的论争渐趋沉寂,但是,他的思想却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仍然把马克思1844年之前的思想视为不成熟的思想,视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反映,实际上这仍然在坚持两个马克思的立场。从马克思的“一负重担、两个理论域”的立场看,两个马克思之争,根本在于不明白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任务和他针对不同历史任务的双重理论构建,即以阶级性为根基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和以人类性为根基的全人类解放理论。在笔者看来,只有一个马克思。他的双重理论构建,不过是针对不同问题举起了他的两个不同的拳头。马克思一开始秉赋的就是人类当时最激进的人类解放思想,这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而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反对神的压抑、反对现实社会压迫的关怀人类命运、人类自由、人类幸福、人类尊严的广义人类学思潮在马克思身上的激进体现。

  所以,他走上理论舞台的开始几年,主要的理论构建都属于“人类性问题域”。正是这一思想的深入彻底的贯彻,使他看到现实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看到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因而不能不转而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进一步产生了“阶级性问题域”,并且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的现实斗争与实践任务。在他们看来,不解决这一问题,人类解放问题就无从谈起。但是,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是站在人类学高度上来要求无产阶级的,他要求无产阶级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即人类学价值高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人类解放事业。因此,马克思的阶级性理论,不过是他的人类性理论在阶级斗争激烈时代的理论表现。取其阶级性外表而遗其人类性灵魂,是不符合马克思的真精神的。理解了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使命、双重理论构建之后,就会明白所谓“两个马克思”之争,不过是从表面看问题的一种结果,他们没有看到世界历史发展赋予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使命和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任务,以及他的双重理论构建。马克思的“阶级性问题域”和“人类性问题域”的双重理论构建,不过是马克思根据当时的世界历史任务而提出的互依互补的理论图式。所谓“断裂”之说,恰恰在于不明白马克思由对人类性问题的直接关注,转向对阶段性问题的直接关注,是他的理论关注的转向,并非哲学思想的断裂。即在前期,马克思把广义的“人类性问题域”置于当前关注的位置;在中期(1847年以后),由于现实斗争任务的迫切需要,马克思把狭义的“阶级性问题域”置于当前关注的位置。这是现实斗争需要的理论转换。但是,阿尔都塞没有认识到这一层,也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不同,认为“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思想据为己有,并用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思想”[3](P230),如其说这是一种误解,不如说是以极左思想对马克思的曲解和指责,它一直妨害着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全面理解马克思。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天地

  从马克思的“人类性问题域”出发确认马克思有双重历史任务和双重理论构建,在当代如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哲学也就比较明朗了。中央党校韩庆祥先生在总结最近1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时,用了一个极好的比喻。他以“天”比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入,以“地”比喻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从而提出和区分了以下5种研究状况:第一种是“既不顶天也不立地”的研究,第二种是“顶天不立地”的研究,第三种是“立地不顶天”的研究,第四种是“顶天立地”的研究。其葆贬自明[4]。而作者认为,当代需要的是第五种:即“开天辟地”的研究。所谓“开天辟地”的“天”和“地”,自然与“顶天立地”的天和地有所不同。韩庆祥先生在这里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渴望。如何找到新的立足点,发展与21世纪的世界历史和中国改革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切使命。要从“顶天立地”这种比较杰出的传统研究,转向“开天辟地”的创新研究,条件有三:一是要认识“地”,即当代世界与马克思、列宁时代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历史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转向了全世界、全人类的“和平、发展”时代,这当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二是要认识“天”,即马克思思想理念中哪些思想理论与当代世界历史之“地”相关,这就需要突破原有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天地,在马克思那里有新的发现。“人类性问题域”应当就是这一新天。三是要像马克思那样,对世界历史、对人类命运、对国家前途、对劳动大众的不平命运有强烈的责任感,对现实的不合理、非法性问题和关系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力图为“每个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而奋斗,即抱定马克思的人格理性精神和马克思主义者干预现实的哲学态度,只有这种精神和态度,才能把新的“天与地”结合起来。有了这三点就会发现,马克思理论中原来的显性的阶级性理论,即所谓“阶级性问题域”,既不能解决当代的世界历史性问题,也不能解决我国当代的改革发展问题,无论在这个“天”中怎样详细巡察,只能是“顶天不立地”,即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应当反对的。不幸的是,当前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非哲学的研究,都未能跳出这一天地。也正是这一原因,当前的许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不走着一条陈旧的传统“天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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