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种代表性的西方生活世界理论，表征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本倾向。他们在回归生活世界的话语下，实质上是主张转向人的世界，寻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再从神秘的实体来理解人和世界。但是他们都把物质生活、人的实践活动抛在了生活世界理论之外，主张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交往，或者说他们共同地走向“文化生活世界”，这样的生活世界势必陷入主观化的困境。

　　（二）、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

　　1、生活世界理论的立足点是实践

　　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理论的立足点与西方哲学的“日常生活世界”具有根本性的不同。马克思曾经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实践去理解” [16-p63]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观念世界的基础，无论科学如何发展它仍然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的外化产物。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处于观念世界的萌芽状态中，人类的实践活动却从未停止。正是在实践活动中探究了自然界的无穷奥秘，结出了知识的慧果。然而知识毕竟是生活层面外的世界，面对人类自身生活世界还是只能以实践重新定位。因此马克思不断强调指出：“不是实践决定意识，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7-p73]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抓住了生活世界的现实基础，并抓住了理论的现实脉搏。马克思从青年时期至晚年始终不渝地关注现实世界，始终以实践为原则贯彻于自身的理论著作中。在实践的立足点上，阐述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观，正因为实践是马克思反观现实的基本视角，故而，“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8-p15]生活世界的主要论域在马克思那里均是以人之主体为核心得以展开的，但没有从抽象的人出发，而是把人看作“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p56]人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等社会生活中，无法逃避现实对人的责难，只有去踩踏在实践的踏板上，才能够解决生活中问题。

　　2、生活世界理论的指向是现实地改变人的世界

　　西方哲学家在回归生活世界的征程中，采用了遮蔽现实的方法，他们是用一种“精神住所”的逃避方式加以解决。表面上所有的问题已经阐述的清晰明了，然而，一旦我们从生活世界的理论中走出来，总是有种“硬着陆”的惨痛振荡感，因为理论的力量没有能够转化成现实的力量。马克思则与之显然不同，马克思是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种种给予人的责难，即在饱含生活世界问题意识的思维方式下作坚实迈进。并且在德国哲学的厌恶“实践”的懦弱情愫下，反其道而行之，高扬“改变世界”。正应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现实提供了一种真正回归生活世界的“软着陆”的方式。

　　生活世界的理论就实质性来说，就是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离开了人，无所谓生活世界可言。一种向生活世界回归的理论旨在向人的召唤。以往的哲学是在抽象的人方面来谈及人的本质，也就是一种实体性思维方式，它设定了人有绝对先在的本质特性。这种把人抽象化、虚无化的的生活世界理论，虽然道出了人类应然的一种转向，但是却在无数的“现实”字眼下尤其虚无。只不过是理想的彼岸世界罢了。马克思认为，人是具有实践特质的，在实践中生活。故而，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人的实践生活世界。“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20-p46-47]

　　人正是实践才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能以种的尺度去顺应与自然界，而人是按照自己的目的、需要等内在的自身尺度去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人之本质最大之处在于能够并且是必须在实践活动中去展示自己的“我”之本质力量，让实践决定自我，自我以能动性创造世界，正如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21-p67-68]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2-p60]故而生活世界的探寻真正的道路还是应该归结到与人的实践整合的生活世界中来加以解决。不应仅仅是一种如西方生活世界理论那样对人的“文化”关照，而应该是真正回到实践的地基上，从外在的因素对人进行“整体”（不仅是文化呼喊）上的关注。

　　三、迈向现实生活世界观与异质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对话

　　有着共同的理论“发源处”的两种异质的生活世界理论，如果单纯从理论的最终的实践归属上来看，毫无相互借鉴、相互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然而，若我们把理论的视角转换到社会发展的因素或现代性批判上来仔细研究，便发现两者有进一步交流的可能性存在。

　　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本国的危机并没有就此获得的了更本性的改变，随着技术与理性的空前发展，欧洲各国内部的人们对于资本的异化逻辑、自身的关切似乎“钝化”到麻木不仁的地步。这时欧洲科学危机与人性危机引起了诸多学术性与现实性思考。他们普遍认为在文化生活世界层面来唤醒人们的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意识。如果从整个现代性视域来讲，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却与马克思有着相互诱发思维、相互对话的多种可能性。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与西方哲学的交流的创造了一种新的思路，当然也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当前国内，必须“概括出满足时代与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下努力构建中西马融会贯通的当代中国哲学”。[23]在这样的必要性中，从现代性批判的切入点，来考察两者的对话，显然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开辟出了一种新的领地，更增添了丰富的意蕴。

　　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他的主要的逻辑点在于资本。资本就是以不断地扩张，获得利润为自己的使命。“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24-p275]现代性正是在资本刺激下生成。马克思就是抓住资本的逻辑决定现代性的逻辑的发生学演进史，剖析了资本的秘密，最终为我们指明了一个生活世界的基点：经济生活世界即，以经济生活的自由为基础的理论模式。这是一条从外在解决人异化的方式。马克思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起，明确指出：“人是自觉的类存在物，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25-p46]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中才有个人的自由” [26-p1190]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7-p294]从中可见，马克思把人从危机拯救出来的现代性批判之路是建立在非异化的社会关系中。而西方的生活世界理论家所思考得前提总是树立一个虚幻的客体，在此客体中实现自己对于现代性彻底解构的道路。如海德格尔把自由看作是“去蔽的状态”。

　　马克思在资本逻辑的批判中，把私有财产作为一切异化的根源，并且指出，通过现实的社会革命来废除私有制，革命是最更本的实质性手段。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思想家特别如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认为，消除现代性压制人性的根源只有依靠理论批判与意识自觉，即文化批判。胡塞尔在指出被技术化抽空的自然科学时，树立了一种作为严格的科学哲学目标，以使人们实现自己本真的存在也就是自由。[28-p19]而海德格尔则是以一种“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把人从“常人”中来回来。在这种现代性的解构方式中，更多的是促使人在认识上的自我确认，即把自己悬空在社会关系之上。

　　在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在我国是以构建和谐社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为目前的主要走向。现代性问题自最早在美学领域提出，后在17、18世纪开始广泛使用，[29-p3]至今渗透于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现代性问题很难界定，但是如果从给人造成的影响来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厘定：一方面为外在的压制，即由外在于人的资本、技术工具、阶级对立等对于人的奴役；另一方面为内在的压制，即由一种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思维模式、习惯化的思维、本质性的追求等对于人的文化心理上的奴役。正是本着这种构思，马克思与西方“生活世界理论”对话不仅具有了重要意义，而且具有了可能性。

　　生活与现实的关怀是当今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向，各种应用哲学都高呼了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认识到需要回归是必要的。西方“生活世界理论”在这方面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并且在文化层面，激励人们摆脱内心的压制，去走向“文化生活世界”。但是怎么走向生活世界却是在西方“生活世界理论”中缺乏逻辑生成性的，无以寻求通向现实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国内“向生活世界回归”“超越日常生活”[30]等呼唤的提出，至今也没有寻觅到一条真正的回归道路，原因根本性在于只是“强行”引进与割裂马克思主义全面的生活世界观所造成的。国内的响亮呼声仍然是在西方一条解决内在心灵压制的途径上向前迈进，这与马克思主义试图协调两者着重解决外在的压制即，从经济自由的求索上，要求从根本方式上突破经济生活的异化的道路相割裂。割裂的道路注定使“中国语境下的“向日常生活世界”等人文浪漫主义思潮” [30-p9]走向没落。

　　在目前世界局势下，似乎随着现代性的延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提高，作为“人”便把外在压制的紧迫性淡忘，外在异化自己的力量因没有从长远性致思而忽视。在西方伴随着“福利国家”等出现，直接影响着新一代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心灵，以使他们把问题归结在内在的压制，认为只要以文化的方式，以回归“生活世界”的取向便可以改变现实的一切。在国内“生活世界理论是以一种“启蒙运动”（试图让国人对生活世界的觉醒）方式向前运思，同样忽视了具体走出这一珍宝迷宫的通道。只有在马克思与西方生活世界理论的异质交互对话中，以经济生活世界与文化生活世界的互相补充，用外在与内在的双重逻辑解决现代性的压制，我们才能真正走出一条自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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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孙亮：《两种范式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质疑》载《探索》[J]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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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中国社会科学》[J]1994年第6期.

　　[31]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