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隋唐五代时期，王朝虽然提倡筑城，但各地往往因地制宜，或沿用旧城垣，或新筑、增筑城垣，或根本没有城垣。

《隋书·炀帝纪下》记大业十一年(615年)二月庚午诏称：“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于是，“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15】则隋炀帝时尝奉行筑城政策。然其时大乱之势已成，欲“令人悉城居”以强化其统治，实无可能，故虽天下郡县悉皆筑城，而成者则甚鲜。

唐初，至少在北方诸边，曾颇提倡筑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16】武德九年春正月《修缘边障塞诏》称：“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其城塞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详计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为成功。”【17】诏命“所司具有条式”，则筑城或已成为制度。《唐律疏议》卷8《卫禁》“越州镇戍城垣”条云：“诸越州、镇、戍城及武库垣，徒一年；县城，杖九十。(原注：皆谓有门禁者。)[疏]议曰：诸州及镇、戍之所，各自有城。若越城及武库垣者，各合徒一年。越县城，杖九十。纵无城垣，篱栅亦是”【18】。则按照制度规定，诸州镇戍县皆当“各自有城”，“纵无城垣，篱栅亦是。”

然而，这些制度规定并不意味着唐代州(府)县治所即皆普遍筑有城郭。在爱宕元所列的《唐代州县城郭一览》表中，共有164个州县城郭注明了筑城年代，其中有90个是唐天宝以后(不含天宝年间)所筑，占全部已知筑城年代之州县城的55％【19】。注明筑城年代在唐天宝以前(含天宝年间)的74座州县城中，注明其筑城年代在先秦时期者实颇为可疑，不足凭信【20】；几个注为后汉或三国孙吴所筑的城郭，也须详加考定【21】。那么，唐天宝以后所筑城郭在全部已知筑城年代的州县城郭中所占的比例，只能更大；更遑论未注明筑城年代的那些州县城郭，也有相当部分为天宝以后所筑。换言之，这些天宝以后方修筑城郭的州县治所，在天宝以前，也就是唐前中期100多年里，并未修筑城垣；而在唐前中期，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州县治所，并未修筑城垣。

当然，文献中未见有关筑城的记载，并不说明州县治所本身即无城垣，而很可能沿用汉魏以来旧有城郭，只是在唐前中期未加维修而已。研究表明，在唐前中期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治所城市中，隋及唐初新筑或重修的城郭只有2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3．4％：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旧城垣有40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69％；其余l6座州县治所在唐前期很可能并无城垣，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7．6％。显然，沿用旧城与基本可断定没有城郭的州县城，占据了全部治所城市的绝大多数。唐代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城，虽然仅占唐帝国1500余座州(府)县城的4％弱，其城郭之有无、沿用与修筑情形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然结合爱宕元对331座唐代州县城郭的细致考察，基本可以断定：在隋以至唐前中期，绝大部分州县治所均沿用前代遗留下来的城垣，或者根本没有城郭，只有极少部分州县治所新筑或改筑了城垣。

因此，只是到“安史之乱”后，各地才普遍地兴筑、增修或扩修城垣，特别是很多州府治所城市，普遍修筑了罗城，这就是爱宕元曾充分论证过的“唐末五代州县城郭规模的扩大化”【22】。后世文献及考古发现所见的唐代城郭，大部分都是晚唐五代兴筑、扩修或重修的。换言之，只是在晚唐五代，大部分州县治所才渐次筑起城郭。

(3)宋元时期，王朝基本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亦普遍不筑城，只在边地城市和部分重要城市，才兴筑或注意维护城垣。

宋初，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曾令江淮诸郡毁废城垣，故淮南、荆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四川等南方地区，被迫或自发毁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市长期没有城郭，或虽有旧城而长年不加修理，使其自然废弃。这种在内地州县不提倡筑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整个宋代；事实上，两宋时代的内地(虽然南北宋间“内地”的含义并不相同)州县治所亦大部分没有较完整的城郭，基本上处于无城状态【23】。在我们所研究的宋代汉水流域49个州(府)县治所中，北宋中期可以确定仍存有城郭的只有11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2％稍强；可以确定在南宋时得到维修、重修或新修城垣的，只有7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14％；到了元中后期，可以确证仍存有城垣的只有襄州、郢州和均州3座了。换言之，自北宋以迄于元，汉水流域筑有城郭的州县治所城市呈现出逐步减少之势。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内地的晋遍趋势。

与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确亦普遍不筑城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代比较重视边地的筑城，很多边地州县治所确电筑起了城垣。北宋前期，主要是在北边与西北边的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筑城【24】；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主要是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的缘边地带及福建、广东路的沿海地区筑城【25】。但是，对边地州县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计过高。熙宁十年(1077年)，中书门下在回复神宗诏问的奏疏中说：“看详天下城壁，除五路州军城池自来不阙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县分及诸州县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损坏，亦有无城郭处。”则即便是沿边的河北东、西路及河东、秦凤、永兴军等五路也只有州、军城得到定期修护，五路县城及其它地区的州、县城则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废隳，有的州县治所并“无城郭”【26】。

一般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在各地普遍推行了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特别是在蒙古军队数遭挫折的四川、襄汉、荆湖、两淮地区，平毁了大量的城郭【27】。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汉人地区特别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28】。因此，虽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发兴筑了不少城垣，但总的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基本上可视作“毁城”时代。

(4)明清时期，王朝比较提倡筑城，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存在很大的阶段性与区域性差别；实际上，大部分州县治所城市只是到明中叶以后，才普遍修筑起城郭；清代主要是维修明代旧城，只是在清后期兴筑了少数新城。

一般说来，明清两代均奉行提倡筑城的政策，州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修筑、维护城垣濠池，如有疏失，要被追究责任【29】。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因时因地各有不同。概言之，明代有两个筑城高潮期：一是明初洪武、永乐朝(1368—1424年)，不仅在山东、南直隶、两浙、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及部分内地修筑了大量的卫所城市【30】，而且大部分府、州(包括散州)的治所均在这一时期兴筑或重筑了城郭【31】；二是明中后期，特别是景泰至万历初(1450—1573年)的100余年间，不仅重修了大多数府州城郭(主要是甃以砖、石)，而且兴筑、改筑了多数县城，到明后期，估计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均筑有城垣【32】。显然，明代府州县治所筑城之先后与其军事、行政地位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

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大部分府(州)县城郭均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故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各地均普遍修葺了残毁倾圯的旧城郭。清朝前期的修城主要是在明代旧城基础上培土、瓷砖、加高以及修理楼堞，特别注意城门、城楼的维修，但较少有新的创制，也很少兴筑新城。直到嘉庆以后，为因应社会动乱加剧而引发的治安、防守问题以及火器使用越来越普遍对于城池攻守所带来的影响，才又兴起了一场修治城郭的高潮：主要是加固城垣，增高马面，添设炮台，疏浚濠池等；在这一过程中，原来一直没有城郭的一些山区县治也兴筑了城垣。因此，到清朝末罕，绝大部分府(州)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而且得到不同程度的维护。各地今存城郭残迹，大多即为清代城郭的遗存。

综上可知：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既历有变化，其政策在各地的实施又往往因时因地乃至因人(地方官)而各有不同，故州县治所城垣之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环绕，形成所谓“城墙内的城市”。我们认为：至少需要有超过一半的州(郡)县治所筑有城郭、而且这些城郭至少在制度规定上是得到经常性维修的，方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筑城时代”。然则，概括地说，两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06年—公元589年)、中晚唐五代(755年叫60年)、明中期至清末(1450年—1911年)这三个时段或可得称为“筑城时代”；其余的隋唐前中期(589年—755年)、宋元至明前期(960年—1450年)，则基本可以断言，其筑有城郭的州(郡)县城在全部州县治所城市中不会超过50％，或可称之为“非筑城时代”。虽然“筑城时代”占据了1500余年，而“非筑城时代”只有600多年，但这已足以说明：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特征。至少是不完全准确的，它既不能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段，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治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