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虽然经历了戏剧性的断裂和转折，但中国学人的创造性却未能在其间 生长起来。回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我们感到的不是丰盈，而是荒凉：没有伟大的思想家，缺乏独创性的学术体系，甚至执着于独立求索的学人也寥若晨星。即使是熊十力、金岳霖、李泽厚等自觉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大学者，其思想亦基本上是传统东方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糅合，原创性的不足同样是他们总体致思历程的明显特征。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前反思地展览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总是由当下的生存者承担的，对于未来的筹划永远必对过去的单纯诅咒更为重要。既然中国学人集体承认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那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在二十世纪成为完全学术主体且仍然活着的中国学人，都应该通过对过去的深沉反思和对未来的积极筹划来为自己赎罪。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检讨中，下列因素被认作阻碍中国学人进行创造性建构的力量：1、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语境使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立场；2、意识形态的动荡和挤压使中国知识分子无暇或无法从事创造性的建构；3、汉语文化的断裂使汉语学术的内在可能性空间被忽略和遗忘了。但上述因素对学术主体的影响必然曾经具体化为学术主体的工作方式，从学术主体的工作方式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欠缺将使我们的追问落到实处。
　从学术主体的工作方式来看，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欠缺是学派的极端稀少。我们在回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时，只能说出新儒家等寥寥无几的学派。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学派林立的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巨大变迁不相称。总结世界学术史，下面的规律是不难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学术创造都是在学派中产生的，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派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到当代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是原创性思想的集体生产者。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学派最多且最富个性的时代：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众多学派相互争鸣而互补，奏响了中国古代最壮丽的文化交响乐。孔子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奠基人就是学派领袖，其最重要的文本《论语》就是他和学派其他成员对话的产物。如果孔子不是一个学派的领袖，如果他的学生不在他去世后继续传播和建构儒家学说，那么，他和他的主义（ism）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不会这么大。
　没有学派，学术的创造就会破碎而短促，缺乏因共时性对话和历时性承继而具有的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学派意味着一种绵延的努力，此努力的表层动因是承继传统和传播知识，深层目的则是穷尽某个学说的可能性空间。文化建构与建造摩天大楼等实体性建构不同，它的建构者并不预先知道学说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极肤浅的学说除外），而必须通过联合中的求索寻找其可能性空间的边界。一个学说的前提和基本原则一旦给定，它的可能性空间就已经诞生，但这个可能性空间的边界却是未知的。伟大的学说总是具有巨大的可能性空间，穷尽它的工作难以由一个人完成。这时学派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它可以通过不同成员的具体立场观点的互补性来使这个空间得到扩展；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学派能够通过代际间的承继和超越关系不断实现学说的可能性空间。
　一些成为民族文化乃至跨民族文化深层存在的学说往往分化为许多学派，绵延数千年。这些学派有时会认为自己穷尽了人生之理和宇宙之道，正是由于学派的力量使其成员产生了伴随着神圣感的自信。虽然这种自信最终会被证明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幻觉，但它却给学派成员以巨大的坚定感和使命感，使学说的可能性空间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可能性空间这个概念既意味着扩张的冲动，又意味着界限。任何学派都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边界，对于边界的意识就是局限意识。但是让一个学派获得对自身的局限意识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1、学说的边界是非实体性的，不能被直接触及和感知；2、学派成员在判断本学派的局限时存在"自我中心困境"，亦即，他无法跳出他所信仰的学说所具有的世界观来判断本学说的边界，同时，学派的扩张本能也会阻止其成员这样做。所以，只有其他学派才能勘定该学派的本体论边界即它的局限。这意味着：文化不僵化的前提是两个以上的学派的共存和对话。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代都是多学派共存的时代。单一学派统治整个文化世界必然使文化单调和僵硬，这乃是绝对真理。学派之间的对话是学术发展的活水源头。中国学术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向振兴，就必须通过多学派的对话而升华为复调学术。所以，学术的学派化是中国文化无可选择的选择。


　本文所说的学术的学派化就是学术的多学派化。它所意指的是百家争鸣的学术境界。但学派的涌现并不会像玩家家游戏那样容易。一个称得上学派的学术共同体必须有自己的主义--对某个论域乃至整个宇宙的设计与解释体系。学派之间的对话就是这种主义的对话。没有自己的主义的人文学术共同体是没有资格参与重大的文化对话的，因为它缺乏独特的立场，不能将不同的观点纳入到一个仅属于它的解释体系中，无法以不可替代的方式发言，即使勉强参与，也会由于言语的破碎和立场的飘忽而难有作为。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缺少足够的学派，具有自己主义的学派则更加匮乏，自然无法为中国人提供源于本土的多元的世界图景（世界观）。这既使文化本身缺乏弹性，趋于僵硬，也使文化丧失了实际的世俗关怀功能，导致文化与日常生活世界的隔离和疏远，最终使文化成为被排斥和戏讽的对象（如王朔就排斥知识分子文化，因为他总觉得这种文化与他是疏远的，甚至对非文化人充满敌意，于是他和不少人都以标榜自己"没文化"为荣）。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纪对中国文化所形成的殖民态势固然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趋同倾向有关，但作为内因的中国文化本身欠缺丰富性和与时代同步的世俗关怀功能则是更根本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本土文化如果因为僵硬和单调而缺乏世俗关怀功能的话，那么，人们必然要从异域文化中寻找替代性体系。所以，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要克服所谓的后殖民语境，就必须在变革中增强自身的生产力，而变革的必由之路就是学术的学派话和主义的多元化。学术的学派化会使各种学术层面上的主义涌现出来，多元共生，百家争鸣，在对话中交流和互补。中国文化将因此而变得生机勃勃，为人们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世界图景（世界观），恢复其世俗关怀功能和与世界上其它文化平等对话的能力。
　本文从正面论述了学术的学派化对建构中国文化的意义，但对于学术的学派化有人可能仍存疑虑：１、学术的学派化会造成学术的宗派化，使崇尚霸权主义的学派统治整个文化世界；２、学术的学派化会威胁个人自由，使参加某个学派的个体丧失独立人格。这两种疑虑虽然有历史上的事实作为支撑，但相对于本文所提倡的现代学术体制来说，它所表达的是不必要的恐惧：
　１、本文所说的学术的学派化自在地意味着学术的多学派化。它以学术共同体成为文化主体为前提。学派间际的唯一交往准则就是对话。对话原则是文化繁盛时期的普遍原则。前现代学派和现代学派的重要区别是：前现代学派在对话的过程中常常要寻求意识形态的帮助并希望将自己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现代学派从根本上说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因而不应该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排斥异己，也无权谋求霸主地位；现代学派之间虽然也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可选择的世界图景，而不是证明自己绝对正确。与知行合一的前现代学派不同，现代学派实际上是由价值观、研究兴趣、游戏规则大体上相同的人所组成的对话小组。它知道自己是多元中的一元，既没有独霸文化世界的生存冲动，也没有此能力。它所感兴趣的是对话，在对话中坚持或修正自己的立场。所以，只要中国文化人致力于建设现代学派，学派内外两个维度的霸权主义倾向就会丧失存在的依据。
　２、传统学派以导师-学生的二分法为结构特征，导师作为精神领袖就是学派之王，其他成员必须服从导师的意志，以传播和阐释导师的思想为生存目标。普通成员可能在某些个别的时刻与导师进行争论，但最终被说服的肯定是他。执迷不悟地与导师进行争论的人或被清除出门，或遭受更惨烈的处罚。但是从传统学派向现代学派的转型自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开始，在二十世纪则在绝大多数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里获得完成。在现代学派中，导师-学生／领袖-群众的二分法已经被超越，代替它的是学派内部的平等对话关系。例如，在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中，有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尔多诺、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一系列大师，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师承关系，但导师-学生的二分法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不适用的--这些个性鲜明且各有思想体系的大师的关系是真正的对话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是现代学派的典范。其他学派可能不会产生如此多的大师，但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对话--建构自身。加入某个学派仅仅意味着加入了一个大体上有共同纲领、致思兴趣、研究规则的研究小组而已。个体有权选择留下和退出。这种意义上的学派对其成员来说固然也会有某种制约，但制约不会强化为束缚，相反，它将参加者置于一个学术世界中，赋予他已坚持学术研究信心，促进他在学术道路上成长。学派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独特的学术生态，使成员在学术研究的起点处就相对个性化。当学派成员的思想因过于新颖而不为公众所接受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学派会通过内部评价尺度对他进行肯定，使他坚信自己思想的价值。落实到操作层面上，学派可以通过与其他研究机构、出版社、大众传媒的联系为其成员提供脱颖而出的机会。


　所以，本文所提出的学术的学派化是有其具体所指的：这就是建立多元的现代学派。以现代学派的标准来衡量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学派的极端稀少外，未能完成从传统学派向现代学派的转型也是其根本欠缺。这与此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大全式的世界观有因果关系，而拥有大全式的世界观乃是前现代文化的共同特征：在前现代文化中，人文学术还未分化，文化人追求对于宇宙的普遍解释，致力于建立终极性的解释体系，这必然导致少数人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终极的真理并成为学派的领袖，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的"哲学王"；现代文化自黑格尔以后逐渐放弃了对大全式真理体系的建构，代之以多元的宇宙观，各学派开始将自己当作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一员，学派成员也成为对话伙伴。由传统学派向现代学派的革命性转折除了与旧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崩溃直接相关外，还植根于下面的事实：现代人文学科也如自然科学一样趋于复杂化精细分工，有时对一个论域的研究就要耗尽研究者的毕生精力，没有人能再如亚里士多德那样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建立大全式的真理体系已经不再可能，所有人都必须依赖或大或小的学派来弥补个人的有限性，因此，现代人文学者在生存方式和研究风格上都趋于温和与宽容，对话也自然成为学派内部和学派间的生产机制。
　我们正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正在生成中。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筹划-设计-建构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落到实处的使命。本文所说的学术的学派化也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具体筹划。虽然我以纵论古今横论中外的方式论证了学术的学派化对建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但我深知中国知识分子所要做的工作绝不仅仅是促进学术的学派化，因此，我对学术的学派化的提倡蕴涵着更深层的动机：呼唤中国学人以超越性的方式加入到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建构中（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批评家，而是建构者；批评家太多而建构者太少乃是当下中国文化的重要欠缺）。创造性的建构对中国文化乃是最重要之事。如果当代学人不克服建构能力不足的欠缺，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结束时，中国文化人将只会收获更多的感叹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