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