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翻译开创了新的文学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样式的诞生和发展，如新诗、白话小说、话剧等，都和翻译活动息息相关。1899年林纤先生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彻底摆脱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的束缚，并且保留了其中部分日记体。新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体和传统小说也不一样，前者“没有译者的方言乡音影响，语法结构和辞气有一些外国语现象”，而后者“实质上还是一种书本白话。1918年4月，胡适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用口语白话翻译的苏格兰女诗人林塞的《老洛伯》，开创了现代新诗之先河。话剧的产生更是直接脱颖于翻译文学。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一开始上演的剧目就是根据翻译小说改编的剧本《茶花女》和《黑人吁天奴》。这些都印证了陈平原断言的“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3.翻译产生新的创作手法
“五四”时期，梁启超等人对西方小说的译介促进了我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小说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起来，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我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就一改传统的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叙事法，之后多人群起效仿。直译方法的使用，不仅引进了新词，并且引进了欧化语法(如倒装句)，极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词汇。这期间叙事方法的变革，例如倒叙的引进，吴跃人的《九命奇案》就是模仿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采用倒叙手法创作而成。
三、译者对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
翻译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而译者的活动又具有社会性，译者的文化倾向、文化态度、文化能力、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制约翻译活动，译者的选材、兴趣、爱好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并“籍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
1.译者的翻译选材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性，译者最为关注的是能否达到目的。任何翻译包括“意译”“编译”“节译”等都是出于某种文化目的，中国现当代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中国文化需求来确定自己翻译题材的。
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看着是对译入语文化的认同，译者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如我国20世纪50年代对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也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译者通过翻译来颠覆现行的文化、文学模式而达到变革的目的，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就是为了达到变革的目的。
鲁迅选择革命的文学作品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说“那好比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从而进一步将翻译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鲁迅在30年代初翻译的《毁灭》等苏联革命作品乃是为了介绍“铁的任务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同时为中国革命作家作为创作上的参考。“五四”时期，译者多怀着一种介绍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对抗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的 目的，怀着一种引进外来文学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目的，精心选材，热情认真地进行译介。著名剧作家田汉于1936年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并将之改编成剧本，针对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特定背景，加入了十几首渲染和营造舞台气氛的插曲，有意突出原作中并不起眼的几个波兰革命者的形象，旨在激励爱国志士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回祖国大好河山。
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李泽厚、金观涛、甘阳分别主编了《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3套大型译文丛书。在这之前，我国社会科学翻译界存在着过份浓厚的“革命”意识形态倾向，他们提出了非常鲜明的翻译动机。例如李泽厚先生明确宣称:“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状况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李泽厚先生在这里虽然说的是美学研究的“状况”，但是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化状况的关怀。因为8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已从对“文革”悲惨岁月的一般层面上的历史反思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的反思。金观涛先生更是明确表示:“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觉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的又一次真正的复兴。”对此，王晓明先生诊释道:“这里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是把编辑这套丛书看作是从事一项学术工作，而且还将它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变革的一次推动，是解放社会的一道闪电。”甘阳先生也颇有感慨地说:“梁启超曾言: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
2.译者翻译策略服务于翻译目的
翻译是一定社会文化框架内的决策过程，译者的翻译观具有时代性，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掺入其中—其世界观、价值趋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等决定其对原文中文化信息的“不见”和“洞见”，并决定其如何认知和解释原文文化意蕴。比如二十世纪初叶，许多译者都译了拜伦的《希腊岛》(The Isles of Greece)，由于各自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各异，便有了不同的译文。以该诗第一段中的第一句为例。原诗为: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梁启超先生译为:
(沉醉东方)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
马君武先生译为: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浮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类、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
苏曼殊先生译为:
巍巍希腊邦，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斐，茶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胡适先生译为: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对同一部作品，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同样是译拜伦的诗，梁启超先生用他的元曲体宣扬政见，马君武先生则采用七言古诗体来哀叹民族命运，苏曼殊先生就要采用五言古诗体来抒发个人的情怀，而胡适先生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他们各自不同的诗体赋予了拜伦的诗以不同的中文面貌，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英诗汉译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