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一中一台”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黄德先.翻译的网络化存在［J］.上海翻译，2000，（4）.
　　［2］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3］胡牧.翻译研究——一个社会学视角［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9）.
　　［4］马强和.教育外事翻译略谈.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