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上述学者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无论它是哪个学科，一种新的方法论的提出和实践，总会伴随着挫折、迷茫、困惑，甚至是缺憾。地方史解读政治史这样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自然毫不例外的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创新的努力。任何事物，不去探索尝试的话，怎么会知道它的好与不好呢?在历史学研究面临困境的今天，创新意识尤显重要，墨守成规只能永远停留在传统模式上，不但不会给历史学带来繁荣，很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就地方史能否解读政治史和如何解读政治史这个问题而言，既然它是个有趣和有价值的课题，那就需要史学工作者们树立信心，投人更大的精力去研究，探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并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

    在社会史学者看来，国家的“宏观政治”在各个区域的表现(或可以叫“贯彻”)是不同的，若要确切的理解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治的话，就不能脱离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孤立的去考察。国家政治，包括从细小的每项法规条例到大的事件发生，在各地所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力量在各个地方社会所遭遇到的权力网络应对状况是不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多历史时期共有的现象。反过来，国家政治，亦会根据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地做出某些调整，以维持其正常的统治秩序，这就形成了“国家”与“地方”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地方社会及其个人，在经历一个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各自完全不同的表现和体会。正如赵世瑜在《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到的“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是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微观”到“宏观”、由“地方”到“整体”，这种从区域社会的视角切人去考察国家宏观政治的研究方法，将会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传统方法那种大而粗、笼统而宏观的弊端，即通过对地方社会历史的考察，去管窥国家政治的演变，从而使政治史的研究更趋于填密和细致，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尽管传统的政治史范式，对问题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但并不是说它的一切都是失败的，应该承认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其所长，如王朝的更替、帝王将相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等等。也就是说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并不是完全取代传统的政治史，而是要改变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取其之长，去其缺欠。尤其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对某些问题，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政治力量对地方社会的渗透给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地方社会又是如何应对国家政治的?等等，这些不应该仅仅是社会史学者或者是政治史学者独自要去解答的，而是需要二者通力合作，积极主动的思考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彻底摈弃社会史和政治史“二元对立”的观念，建立起二者沟通和对话的平台，探索出一条双方联系的有益途径，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使政治史的研究真正走出一条新的路径。

    回顾近些年社会史的研究，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那些与国家政治相对抗的一些很显眼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成果  “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所以有的学者担心，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杜会史学者应该认真地反思，应该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找出不足，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完善。其实，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使用之初，因为处在探索阶段，所以缺欠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只要社会史学者始终具有反思和不断追求完善的意识，就能够避免少走弯路，使新的方法逐渐走向成熟。在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澄清和强调的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解读政治史，并不是说把眼光只盯在地方社会中那些对抗国家政治的力量，同时也会关注到地方社会中那些情愿或不情愿地在国家政治的规范下生活的人们，这些人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用什么样的一种行动，去服从国家的政治?社会史学者对此同样感兴趣。总之，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史，在对待政治史的研究上，同样不会局限自己的视野，圈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犯有自束手脚、“画地为牢”的错误。

    另外，很有必要提出来的是，有的学者片面的理解了“地方”和“整体”两个概念，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虽然说作为微观的“地方”研究，往往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所选择的“点”很小，但是它的方法仍然是整体性的。赵世瑜在其论文《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的一段话很有说服力:.“把整体史追求与更为微观的地方性研究对立起来似乎也是对整体史的误解，因为整体史不一定单纯地意指布罗代尔社会科学化的结构史，因为拉迪里的《蒙塔尤》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整体史的杰作，同时区域史意义上的整体史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普遍性”。川从“地方”中可以见到“整体”，而“整体”中一定是包括“地方”，“整体”是建立在“地方”基础之上的。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地方”的视野，才导致它对事件解释的苍白无力。最终使“‘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支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科”。“社会史”作为新兴学科之一，能够“吞噬”和“支解”“政治史”，说明“社会史”本身具有“政治史”不具备的优势。由此可见，在方法论的问题上同样也体现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无论如何，从“地方”到“整体”这种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新思路，将会给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当然，作为一种新方法的社会史视角的政治史研究尚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这块园地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们来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