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按照“君怀臣忠，父慈子孝”的封建图式及其观念，建立“天下太平”的统治秩序。他宜称:“人假如有点孝顺之心，天必知晓”，认为天有思想、有意志，并试图把敬天作为他整个伦理思想的基础。他强调指出:“凡一个民族，子不遵从父敬，弟不聆听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那么这个民族的伦理纲常就会乱套，从而必定要灭亡。因此，他“严切告诚”臣民们:凡子不敬父敬，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件其夫，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视其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富贵之家不急公而吝财，若是之人，必致流为匪类，变为叛贼，家则丧，国则亡。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道德的角度，强调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的重要性，因为若不能协调并处理好这些关系，就会导致家丧、国亡。他坚信“能治家者即能治国”。

    另外他十分重视家庭和睦，特别认为与他人妻子通奸、强奸等行为是最不道德之恶行，对这样的人他制裁很严厉。<成吉思汗大扎撒》规定:“通奸者，不论有无妻室，都应处死刑。”同时规定如果男方结婚后负义出逃，须向女家偿付一定数量的牲畜。如果女方悔约改嫁，则罚以牲畜和其他财富，并将聘礼如数退还。这些都反映了成吉思汗重视家庭和睦，保护妇女贞操等家庭伦理观。

    (四)在人生道路上，成吉思汗还常常教导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决不能畏缩不前，要敢于排除千难万险。成吉思汗始终坚信，依靠天力和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变现实。同时成吉思汗指出，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强调人的道德和智慧要通过后天学习才能得来，否则，即使夭资再聪明，也会一无所有。在幸福观的向题上，成吉思汗希望巩固其国家疆土，维护其统治秩序和利益，以保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的政治道德要求。实际上这种幸福观，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五)在道德标准上，他把“仁慈“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政治美德。成吉思汗晚年为谁继承大汗曾大伤脑筋。他认为长子粗劣，不宜继承王位;次子性烈如火、鲁莽，由他继位也不合适;四子幼弱，唯有三子被大家公认为是具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的“仁慈”，因而成吉思汗让他继承汗位。

    在成吉思汗的言谈中，还有“上天阻止我吧”，“上天的仁慈”，“长生天知道”，“不符天意”等说法。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哲学及伦理、政治、宗教、法律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具有仁慈的一面。

    成吉思汗的“天力论”是以“至诚”为基础的，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客观唯心主义。纵观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他通过自己的审慎筹划和果敢行动，再加上深沉的理性思考，以小胜多，战胜了那些强国和部落，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伦理道德方面，他讲“至诚”与“仁慈”等作为道德原则教育臣民，他本人也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从这方面来看成吉思汗不愧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二、成吉思汗伦理思想对现代杜会的启示

    在现在这个社会人际关系淡漠，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事屡见不鲜;为了金钱、地位置亲情、友情、良心于不顾的不道德现象比比皆是。人们为此强烈地呼唤仁爱思想的回归，社会迫切需要提倡和奖励热心公益、扶危济困、多向他人奉献爱心的人道行为。再如一些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信息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游戏规则”，但作假的企业极少受到惩处，反而还会从不诚信、做假帐中得到实际的利益和好处。一些擅长做假帐、精于做假帐的人，在企业里则被当作“人才”争相聘请。再如，一些地方官员虚报统计数据，扩大政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热心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往往会受到重用，致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一再发生。由于制度方面的缺失，为失信者和弄虚作假行为提供了机会，创造了环境。另外家庭伦理方面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成吉思汗伦理思想分析启示我们，应该在现代社会对公民进行三大公德教育，即加大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教育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另外还得建立诚信道德教育体系，加大对失信者的惩罚和制裁。只有这样社会风气才能好转，人们活着才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