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圣贤的用人之道

    用人得失，关系到国家兴亡和人民祸福。陆贾把用人问题同行仁义之政联系起来，不仅强调行仁义，而且主张用圣贤。他把仁义比作君主的“巢”，而将圣贤视作君主的“杖”。《新语·辅政》说:“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临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同得朴。”陆贾发展了先儒秦儒家重用圣贤的思想，并以古代圣王治国重用人才的成功经验为据。《新语·辅政》还说:“昔者，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禹陵契为杖，固安而益安，动而益固。处宴安之台，承克让之途，德配天地，光被八极，功垂于无穷，名传于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陆贾通过对比古之圣王之政成功与秦政失败这一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结论:“故杖圣者帝，杖圣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馋者灭，杖贼者亡。”

    陆贾主张在选择人才时，要力求选择那些圣者、贤者、仁者、义者，而力避那些馋贼之徒。而要做到这些，君主首先自身要做贤者、智者，注重以道德修身，以仁义治国。君主能否得到贤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是否身怀道德，施行仁义。《新语·思务》中说:“故仁者在位而仁者来，义者在朝而义者至。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仲尼之门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其次，君主招纳贤才不仅要虚怀若谷、礼贤下士，而且要扶正压邪，亲贤人，远小人。为此陆贾以赵高指鹿为马的例子来说明统治者轻信馅按之徒颠倒黑白而造成祸国殃民的事实。另外，统治者选贤不能仅限于公卿贵戚，还要注意那些隐居穷泽的“不羁之才”。陆贾《新语·资质》中用豫樟树和枯杨作了形象的比喻:“天下之名木，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立则为太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万世之用。”说明名木豫樟会地处偏远，但若不被发现和重视反而不如“道旁之枯杨”，为此君主要看到人才发挥作用的机会不均等而真正做到求贤、近贤此外，陆贾还强调举贤任能，一定要做到轻名重实。《新语·术事》中说:“良马非独骥骥，利剑非独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因此选用人才不必只顾名望，而在于求实。对那些高才俊士，人君要知人善任。因为“有马而无王良之御，有剑而无砒砺之功，有女而无芳泽之饰，有士而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温匿而深藏。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阐，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辨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说明一个仁智之君既要善于识才，又要善于用才，如此方能选拔一批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廉洁吏治，施行仁政。陆贾求圣贤的政治伦理思想有利于发现人才和发挥人才的积极性，提高当时各统治阶层的政治管理素质，同时也有利于稳定和加强统治阶级与老百姓之间的封建隶属关系。

            四、得之于民的重民思想

    重民思想在陆贾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陆贾虽然没有像孟子、贾谊那样明确提出“民为贵”和“民为邦本”的观点，但他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丰富的重民思想。首先，陆贾不仅深谙儒家之民本思想，认识到政权得失、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于民心向背，而且也从亲身经验的秦亡汉兴这一历史过程中看到了民的力量。他将“得民”还是“失民”视为社樱是否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新语·至德》中说:“欲建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陆贾认为因为“怀道者众归之，临刑者民畏之”乃天地之性，是万古不变的普遍法则，所以要得民心就须“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力倡要以德化民，强调只有重视道德的教育和感化作用，才可能使“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达到“不罚而畏罪，不赏而欢悦”的境界。而这样的社会秩序单靠坚甲利兵和严刑酷法是实现不了的，还须尊德任贤才能完成教化百姓的任务，从而“得民心，服远近，成仁义之化”。其次，陆贾主张君主应节俭省身，节省民力而不要滥用民力，并力劝统治者要重农桑，强调对民要“风之以俭”，“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则应之以俭，骄淫者则统之以理”。强调统治者率先垂范，带头过俭朴的生活，罕兴力役，不仅可以为社会移风易俗树立榜样，而且也可以保证更多的劳力从事农桑之事，老百姓便会家给人足，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反之统治者迫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则必然造成大肆征伐，对人民横征暴敛而导致民心所失乃至家破国亡的危机。所谓“利绝而道著，武让而德兴，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统治者应施行仁义礼乐教化百姓，并为了不使民困，要“不兴不事之功”，从而“稀力役”、“省贡献”、以养育民力。最后，陆贾强调作为统治者还要“笃于义而薄于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与民争利。《新语·本行》中说:“夫释农桑之事，如山海，采珠现，捕豹翠，消筋力，散布泉，以极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行，岂不谬哉?”由此陆贾认为统治者与民争利是极其荒谬的，并以历史上鲁庄公穷奢极欲，苛捐杂税剥削百姓而导致人亡国危的事实规劝统治者一定要谨守仁义道德，而不可贪图民利。陆贾关于重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看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和缓了君民关系，减轻了老百姓劳役负担并有利于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陆贾在《新语》中所表述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本，并吸收道法家某些因素，为汉初统治者构建以道德为基础的统治提供了比较坚实的价值支撑，同时也和汉初黄老政治关于一与民生息、轻刑薄斌、省事节用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促进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陆贾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后世，尤其是董仲舒封建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说明其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较独特的道德价值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