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城民俗文化是多种民俗文化融合的结晶忻城自古以来生活着壮、瑶、苗、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生活生产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风俗。如过年时赶歌圩．开展苗侗族人们喜爱的上刀山、下火海等竞技类娱乐活动。三月清明节祭祀，家家户户要煮五色饭．七月鬼节吃鸭，端午节吃粽子等等。

　　(二)土司民俗文化的理性思考。

　　1．特色因素。首先．丰富多彩的民俗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比如过年，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土司封官印停止办政事，～直到十五闹元宵后才又“开官印”办理政事。在封印期间．土官与土民同乐土民在这一个时候可以自由享受过年的快乐．猜拳划码，赶歌圩。此外，颇具生活趣味的传统竞技类娱乐活动，比如上刀山、下火海、踩梨嘴、斗牛、斗鸟、斗鸡等。也颇能吸引人这些传统娱乐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温情。

　　其次．忻城土司民俗文化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歌圩是壮族人民的情人节．明清时期．都有地方官严禁歌圩。而在“以故俗治”的忻城．歌圩得以保持下来，不仅土民平时的禁锢得以释放．而且土官甚至也可以参加歌圩。同享子民的这一盛大节日。如让人记忆深刻的电影《刘三姐》中与刘三姐对歌的莫怀仁的生活原型就是莫氏第十一任土司莫元相。歌圩上．除对歌外．还有抛绣球、碰红蛋、放花炮等节目。热闹的歌圩体现了壮族人民奔放热情、乐观豪迈，向往美好的人性化需求。

　　忻城还有织壮锦的风俗。这些壮锦图案别致。有“狮子滚球”、“双龙戏珠”、“丹风朝阳”、“鲤鱼跳龙门”、“字纹”等十多个品种．体现了壮族人民的美好愿望。歌圩、织壮锦等民俗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2．民俗文化再现存在的缺失因素忻城民俗虽丰富而具趣味性．但这些民俗处于土司制度之下，文化再现存在缺失因素．如不少民俗带有鲜明的等级特征，呈现“异化”状态。即使是在最欢乐的年节也如此如除夕要给土官家族送扫把等礼物．而要进庙上香也要等土官祭拜之后方可。袭任的土官上任前一天要到城隍庙烧香．举行大祭。土民要承担这些活动的所有费用。土民的衣服颜色不能鲜艳．只能着蓝、灰、黑三色衣服．长袍不能穿在身．嫁娶等人生大事不能坐车骑马。

　　这些民俗文化呈现出的“异化”状态．其实也与忻城土司民俗文化的封闭有关。土司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人很少进入．忻城土民也很少外出．基本已经处于封闭状态因此，民俗也就很少有变化．有些落后的习俗也无从改起。

　　三、土司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忻城土司衙门建筑群被誉为“壮乡故宫”．它的建筑艺术历来备受称赞忻城土司建筑是第八任土司莫镇威于明万历十年始建．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它雕工精致，气宇轩昂，既包括土司办公的衙门．也包括官族府．也就是土司官族的住所。这个建筑群，积淀着丰富的历史底蕴。折射出厚重的地域色彩。

　　(一)土司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

　　1．南国自然山水天然的结晶。首先，忻城土司建筑群是南国自然山水天然的结晶。土司建筑群背靠翠屏山而建．尽得自然山水的精华。林语堂先生在《官家令》中说：“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合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这个原则控制所有的中国建筑。”土司建筑群无意间得到了山川地形之美。而且．为了配合这种地形之美，土司建筑的色彩也很巧妙和谐地与青山映和为了避开帝王的宫廷建筑常用的金黄颜色．它的镶镂窗栏．屋梁大量使用赤色，并且，I赤色为主调，以绿、黑、白颜色为补充。与苍翠的山色、明朗的青空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2．南国人居生存心理的再现。忻城土司建筑群还体现了南国人居的生存心理。基于地理环境以及族群关系的考虑．南国的建筑无论在选址、建筑形式还是结构与朝向上，无不体现着遵从自然法则，追求天、地、人与建筑相和谐的理念。忻城土司衙门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把北方以坐北朝南为尊改为坐南朝北，这不仅体现了注重实用的居住心理．满足了功能的需求．而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莫氏土司衙门的祠堂兴建在土司衙门之东．便于祖先享祭．说明了宗教信仰是壮族建筑文化的内核．体现南国人居尊祖重孝的心理。弟妹、叔侄等家庭成员的住所定在土司衙署的西面，韦、刘、杨三姓亲戚的住所则在官族府第西侧，关帝庙、三界庙及关帝庙的附近。这些安排．反映着莫氏土官注重家庭关系，族群关系、邻里关系，充分体现了南国人居“以亲为贵．共荣共患”的思想。

　　(二)土司建筑文化的理性思考

　　1．土司建筑文化的特色因素土司建筑群首先是多种建筑文化融合的结晶。它被称为“壮乡故宫”．其实即可说明它既有壮族建筑的特色，又有汉族民居建筑艺术的特点。土司们引入了汉族民居建筑艺术，因此，忻城土司建筑群在布局上与明清时的故宫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些可以说是汉族建筑的翻版，比如四合院式的内部结构。但它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又使它具有浓郁的壮族特色。

　　土司建筑群非典型的壮族的传统干栏式民居．但从它的建筑细节中仍然可以看出它立体地巧妙地呈现出了壮族的建筑特色。如大量运用石鼓作装饰。据《桂海虞衡志》，“铜鼓，古蛮人之所用”．“藏至二、三面者，即将雄居一方，僭称王号”。可见．铜鼓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土司建筑群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装饰物就是石鼓。它们或在门口，或在庭院，或在百余座柱础之上．它们与铜鼓一道彰显出了莫氏土司的财富与地位．同时也体现出壮族的建筑特点与图腾崇拜。建筑色彩上，屋顶仍然选择壮族传统的黑、青灰为主的色调。而选择以蝙蝠、葫芦、鹭鸶、鹿为装饰，则寄托了壮族人民祈求福、禄、寿、举家富贵的美好意愿。而以草龙、草凤为装饰。更体现“龙风绕脊．瑞气盈门”的心理需求。

　　2．土司建筑文化再现存在的缺失因素忻城土司建筑群虽是多种建筑文化的结晶．具有一定的特色，然而。这种建筑群仍然没有很大程度地脱离汉族建筑的模式．没能巧妙融人壮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特点。当然．由于这是莫氏土司衙门．既为土皇帝的居所．又为衙门，出于实用的考虑，建筑形式上它无需采用“人居其上．牛羊猪圈于下”的上下层结构。但作为壮族土司的代表性建筑。我们在看到的“故宫”式的秩序井然．稳定牢固的同时．不免遗憾于壮族建筑艺术的缺失，遗憾于这种建筑文化再现的缺失

　　李自然先生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及特征刍议》中说：“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都是为适应所在的社会场景．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产物。……换言之．文化只是解决人们现有生存场景的问题与危机的不足。”传统的土司文化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相对平和地解决了人与自然，土官与土民的矛盾，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精神需求。而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这并非说那些第二性的现象都是直接从生产那个主干上枝生出来的．乃是说它们虽然各有独立的根源．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却受着最占优势的这个因子的巨大影响”忻城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其生产关系是封建农奴制．土司制度文化本身的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影响着其他的文化．如民俗文化与建筑文化。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着制度文化的影响。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并且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研究忻城土司文化就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