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挺，原本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幕僚班子的重臣，官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至元九年(1272)出为安西王相。商挺何时饭依佛门，已没有资料来说明，但从他撰写的《创修峻蛔山宝庆寺记碑》看，在元朝建立前就已经受戒于架里吉察揭兀。商挺随安西王忙哥刺来到六盘山下的安西王府，除行施王相的职权外，还肩负着宗教传播的任务。在安西王府，商挺“旦夕持诵，修作佛事。小心精进，不懈益虔。安西王及妃逊多礼，世子阿难答、帖古思不花阿董赤，公主呐论普演怯力密失，咸受戒于商，师事之为谨。商请居平凉之蝗恫山建设道场”囚。商挺虔诚信佛，诵经不懈，安西王与王妃、世子、公主等都以“师事之”。这与忽必烈在朝中的做法是一样的。道场，原本是指“佛陀”成道之处，后泛指僧家诵经行道的场所。腔蛔山，为天下第一道山，在这里建寺礼佛，自然是商挺等人所看重的。在岭炯山佛教文化发展过程中，架里吉察揭兀和商挺都是著名的僧人，也是宁夏宗教文化发展史上的著名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任用藏传佛教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设立总制院，负责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和西藏地方事务，这是忽必烈创立的一种全新的宗教制度。皇室亲王受封治理地方，也同样要按照这种宗教体制来实施。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后来到六盘山下的王府，除了宗教人士外，像商挺这样的政府高官阪依受戒后，也要伴随在王府，是一种双重身份。安西王忙哥刺、王妃和王子等王府上层人物都以商挺为师而在六盘山下的王府受戒，正式饭依宗教。

    由商挺提议、安西王出巨资修建的宝庆寺，经过数年，于1278年秋天完工落成。整个殿阁宏伟，金壁灿烂。安西王和王妃亲往平凉腔桐山宝庆寺上供拜祀，“周视规制，嘉靖其精敏，特授陕西、四川、西夏等路释教统摄，仍刻银比三品界之。”此时的陕西、四川、西夏等路，都是安西王所辖的地域范围，当时的安西王和他的王相府，正是安西王历史上权力最大、最为辉煌的时期。安西王将这些管理统辖宗教事务的人，授予三品银印，彰显的是安西王忙哥刺时期的特权。

    1278年八月十八日商挺的这通碑记，记载了700多年前一桩鲜为人知的宗教文化盛事，也使我们看到了元代宗教及其在六盘山安西王府的影响。

    安西王忙哥刺的儿子阿难答，继承王位后却饭依伊斯兰教。而且他属下的蒙古军队有一部分也信仰了伊斯兰教。

    由忽必烈到他的子孙，在数十年的经历中，他们的宗教文化走向是不一样的。研究他们三代人的宗教思想变化，对于元代宗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其特殊意义和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实，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多元的体现。

    三、皇孙安西王阿难答的宗教思想

    从中外史料和元代人的文字看，第二代安西王阿难答的宗教思想是多源的。

    首先，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安西王府的建筑格局与建筑规模，如果已经遗失的《开城志》不能失而复得，可能就没有相关的史料来详尽说明它了。笔者曾用《元史·五行志》里的记载，试图印证安西王府的建筑规模。大德十年(1306)八月，固原曾发生过一次较强烈的地震，“开城地震，坏王宫及官民庐舍，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从地震伤亡的人数看，开城安西王府的建筑规模是很大的，此其一。其二，“延厘寺”是安西王府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厘寺的修建，“以都城软建诸寺为师而小之”，与北京皇家救建寺院一样，就是小一些而已。是安西王阿难答为纪念其祖父忽必烈和祖母察必皇后，于元贞二年(1296 )报请成宗皇帝准允动工修建的。前后经过八年时间，始告峻工。姚隧为新落成的寺院题名并撰写“延厘寺”碑文。

    姚隧(1238-1313 )，号牧庵，是元代著名学者。收人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的《牧庵集》,就是以他的号冠名的。他的伯父姚枢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被忽必烈邀人藩邸，提出过许多“救时之法”。忽必烈征大理时，他力主不妄杀人。忽必烈即位后曾任宣抚使、司农使。姚隧曾学于伯父姚枢，有家学渊源。姚隧撰“延厘寺”碑文时，正在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任上。“延厘寺”碑文，收人姚隧的文集—《牧庵集》，文字不是很长，大约不足1300字，但涵盖的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记载了延厘寺的缘起及碑文撰写的前前后后。

    延厘寺的名字是颇有些佛教文化内涵的。在姚隧看来，如果佛教亦视“忠勤”、“孝恭”者为“善”为“福”的话，那么，佛教与儒学在教化方面可谓殊途同归。缘此，在寺院的命名上，他将宗教与山脉连在一起思考:按传统礼数，诸侯只祭祀封地内的山川。在安西王封地内，华山为西岳之尊，为安西王封地内至尊之山。“揭而宣厘，则表寺之名，莫延厘寺为宜也。”“厘”字如果读“.‑xi，是“福”的意思，通“禧”，自然是取福、禧之意。即以华山作为标帜，寺门取华山之祠门，延及六盘山，是最为合适的，便有了“延厘寺”的名字。姚缝将安西王府的两处府邸(西安、固原)，用华山和六盘山连在一起，蕴意实在是深远。

    延厘寺是第二代安西王阿难答时期主持修建的。如果延厘寺的取名与佛教文化有关，那么，阿难答的宗教文化思想就是一种多元接受了，当然主要还是伊斯兰文化。过去国内外学者对阿难答的研究认为，信仰伊斯兰教，是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但依照“延厘寺”的取名，能够看出阿难答在对待宗教文化方面的宽容。从忽必烈到其父忙哥刺，藏传佛教文化的环境对阿难答的影响是不能排除的。再者，藏传佛教还是元代的国教。

    其次，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是阿难答板依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横跨欧亚四大汗国(金帐汗国、伊儿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蒙古贵族上层的伊斯兰化。这四大汗国在13世纪至14世纪初，都相继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由于他们的影响及其他原因，阿难答就成为信仰伊斯兰文化的典型。

    成吉思汗及其之后的两次西征，来华的回回人已难以计数，他们被陆续安排在蒙古诸军队之中。因此，在安西王所辖的军队中，有大量的伊斯兰信仰者，这是伊斯兰文化生成的背景。至元十五年(1278)阿难答袭封王位。忽必烈之后，他的继承者元成宗把忽必烈时期给予忙哥刺的那支军队以及原属于他的唐兀惕(西夏)地区，赐给了阿难答。这里说的安西王的那支军队，就是史籍里记载的“依附于他(阿难答)的十五万军队的大部分阪依于伊斯兰教”。阿难答便在他的领地上倡导和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史籍还记载了阿难答在饭依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与皇帝元成宗在对待伊斯兰文化及其认同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执。至于巧万军队的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问题，可能在界定上有出人，有学者对此也提出质疑。但不管怎样，阿难答饭依伊斯兰教，接受伊斯兰文化有特定的历史原因。

    总体上看，忽必烈祖孙三代的宗教思想在经历了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之后，虽然形成并确立了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宗教文化思想，但专制背景下其他宗教文化信仰相对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在阿难答身上就折射出了这样的影子，在阐释元代宗教文化的过程中，他应该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阿难答接受伊斯兰文化，是有其大背景的。蒙古民族进人中原之前，先一步到达的地区是中亚。在那里，蒙古民族接触到的是回回人、畏兀人的文化，这些文化本身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色彩。这就意味着蒙古民族在接受汉文化之前已经接触和吸纳了伊斯兰文化，此其一。其二，元朝建立后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宽容的宗教政策，是多种宗教接受和传播的态势。

成吉思汗时，就对宗教实行兼容并蓄的政策;成吉思汗之后的继承者，虽因其本人对某些宗教的好恶而略有所差异外，基本上沿袭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宗教政策。因此，在元代出现宗教多元并存的繁荣局面。从这个意义看安西王阿难答饭依伊斯兰教，文化背景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