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认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必须使文艺走向民众。这使周扬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中说:“马克思主义主张艺术服从政治，就是把这个掩盖的、不自觉的、无政府状态的关系变成公开的、自觉的、有计划性的关系，把艺术从剥削者压迫者的支配影响下解放出来，以与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害相结合，以便有力地和剥削者压迫者的艺术相对抗。所以要求艺术服从政治，就是要求艺术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和利害，要求艺术表现党性。’恻田招，艾问‘‘文艺服从于政治，就是服从于政治的目的。”邵即‘我现在深深地感觉，不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群众的实际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使之服从这个斗争的需要，是不可能有艺术与政治之真正结合的。网在《关于政策与艺术》中，周扬结合解放区的文艺实际，把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阐述得更加具体:“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地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要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就必须懂得当前各种革命的实际政策，因为正是这些政策改变了这个时代的面貌，改变了人民的相互关系、生活地位、思想、心理、习惯等等。总之一句话，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周扬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政策，因为“离开了政策，便不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的根本规律。”周扬力图把政治和政策解释成人民群众的生活。他指出:“一个人有无政治就要看他是否注意千万人的事情”，“离开了群众，还能有什么严肃的政治和政策呢? ‘艺术作品的教育作用，对于解放区的人民，特别是干部来说，已不再能只用一般的革命精神去感染与鼓励他们……而是要在具体的政治思想上去帮助他们。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扬的文艺思想增添了与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新鲜血液，不再是对于理论观点的教条式照搬，而是将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具体化了。周扬把政治和政策与群众生活和斗争密切联系起来，把文艺作品反映政治与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政治生活化、群众化了，从而给文艺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赋予革命文艺以鲜活的生命。不过，要求革命文学帮助群众去了解政治思想，却过于具体、狭隘，若是这样，就会严重束缚作家精神创造的无限广阔性和自由性。论述过程中，周扬特别强调了艺术的特殊性。他指出，“文艺是以自己的特殊姿态去服从政治的。它有它特殊的一套: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特殊的过程。这就是:形象的手段，一定的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方法，组织经验的一定过程。而形象是最根本的东西，艺术家观察和描写生活，组织自己的经验，都依靠形象。“要求艺术作品变成政治论文式的，简单地用艺术语言来解说政策，那样，就会剥夺了艺术创造的生命，剩下的只有抽象的概念，加上艺术外衣了。这就是创作上的公式主义，标语口号主义。周扬在论述文艺服从政治时，强调文艺的特殊规律，反对图解政治的公式化、概念似顷向，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周扬认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必须使文艺走向民众。这使周扬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的主张统一起来，使周扬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之产生了更强大的现实生命力。同时，周扬主张文艺要写光明，写出民众的光明。周扬说:“有民众的地方就有光明，民众愈起来，文明愈扩展，民众愈有权，光明愈巩固。”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文艺界发动了一系列批判和斗争，主要有: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开始的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斗争等等。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斗争，主观上旨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学艺术。1963年周扬在一段讲话中说:建国后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要变成社会主义的文化，我们的整个国民文化要变为社会主义文化……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不反资本主义就不叫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不从这个根本去了解，那么谈遗产，谈什么外国文化都会讲不清楚。”这表明了周扬对文艺界这一系列斗争的根本性认识。20世纪50年代前期，周扬对通过斗争达到非常政治化的社会主义文艺尚有保守认识，事后他曾作过自我批评:“要同文艺上各种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同文艺上落后的思想作斗争……这几年来，特别是文艺整风以前，文艺领导思想上曾经出现过摇摆，在某些问题上表现软弱，对觉察文艺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感觉不灵敏。’，脚叹这表明周扬对这些斗争表现被动。此后，周扬积极紧跟，在批判胡风和反右倾斗争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批判胡风时，他说:“你要宣传社会现实的知识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对一个革命作家的重要吗?如果你强调什么‘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等等而不强调深人群众斗争，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么，你的‘重点’就弄错了，你就是庸俗社会学!其批判何等坚定有力!然而，周扬在“文革”前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个立志为无产阶级文艺而不懈奋斗的人物却成为了一个悲剧人物。这样，周扬在“文革”中就被打倒了。

　　三

　　否定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强调文艺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这是周扬学术理论追求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扬文艺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当时，我国经济经过“大跃进”的伤害之后，进行恢复调整。与此相适应，周扬的文艺思想开始消除时代带给它的“左”的倾向，回到比较科学的轨道上来。周扬在谈到关于作家描写现实间题时曾说:“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现实，以其作品影响读者，使读者也按照他的观点认识生活，评价生活，适应生活或者改造生活……我觉得文艺就是这样为政治服务的。作家艺术家总是按照一定阶级的政治、哲学、道德、美学的观点来描写生活，巩固本阶级的基础，而不是只宣传本阶级的每一项政治行动。”“我们应该在更宽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任何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都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关系限制了。”助刀在具体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中心任务只是一时一地的政治内容，不能概括一个时代。文艺则要为时代政治服务，表现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作品应当是既有反映当前现实的，又有概括时代的;可以有政治内容，也可以没有政治内容。”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但并非配合政治口号、政策才算服从政治。文艺配合政治不是要求配合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服从一定阶级一定时期的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都是服从政治，在时间上也不能要求立刻配合。长远和当前相结合，“文艺既需要迅速反映当前又需要概括整个时代。周扬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中说，时代不同了，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除了需要从文艺中继续得到革命的教育和战斗的鼓励之外，同时又需要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和艺术活动来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他们艺术欣赏的要求。群众需要和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多样性。仪脚冈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与文艺的多样性结合起来，体现出周扬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这才是一个科学的文艺理论家应当具备的品格。

    新时期，周扬复出后，首先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是出于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艺问题上，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践证明，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文艺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这种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在思想政治运动中，我们曾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本来是好的或基本倾向是好的，不应该批判的作品，伤害了一些不应该伤害而应该受到保护的同志。这首先是我有责任的，应引为教训。

    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宣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这以后周扬多次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曾说:“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独立性。”再说，“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周周扬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了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科学道理。从这些事例来看，周扬新时期否定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最伟大的一件事。但是，周扬仍然坚持文艺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观点，他说:“我们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等于说文艺与政治无关……我们需要根据长期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正确地处理文艺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使政治有利于开阔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眼界，保证他们创作的广大自由，而不是限制和束缚这种自由，更不是对这种自由横加干涉。”周扬认为，世界上本来有从属于政治的文艺，但并非所有的文艺都是这样的文艺，也不应该要求所有的文艺都成为这样的文艺，他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人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周扬这一时期的理论眼界更为开阔，他不仅仅只肯定文艺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作用，还认为文艺应当为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服务。他说:“即使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文艺也有各种功能与作用，不限于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它首先要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文艺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应当是多方面的，人民需要战斗，也需要文化娱乐，需要艺术欣赏。很多山水画、花鸟画、抒情诗、抒情歌曲和舞蹈，难道都能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这些文字相当完善地论述了文艺多方面的社会功能，是周扬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理论在新时期的科学发展。周扬在总结建国十七年文艺的经验教训时认为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文艺、政治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他说:“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关，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鼓吹脱离政治，只能使文艺走人歧途。真正认识到文艺与人民生活关系的重要性，使周扬在认识文艺特殊性的基础上，认识到了文艺发展的根本规律，正如邓小平所揭示的那样:“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从人民生活中极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新时期，周扬否定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强调文艺的特殊规律，强调文艺和人民的密切关系，要求文艺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这是周扬端正学术立场，坚持探索文艺规律的理论家品格的鲜明体现。尽管作为一种理论存在它仍然有一些令后人置疑的地方，但是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敢于不断修正成见、完善理论体系，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