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等户租地远远多于下等户，且租金便宜达1/3。土地日益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农民土地日益萎缩，农民越穷就越保不住自己的土地，更不要说再买地了。据有关资料统计，1863-1894年间农民购买的土地为5 . 24亿俄顷，投机商购人7. 45亿俄顷。其中186s-189s年间，农民购人的土地中有81.5%乃是大地主购入这些土地一方面被以极高的租金租给没有土地维系生存的贫农，另一方面被以极低的工资雇佣农民劳动力耕种。
农民的份地越来越少，欧俄5400万农民在1861年人均份地为4.8俄顷，这一数据逐年递减，分别为:1880年3.3俄顷，1900年2. 6俄顷，1905年1俄顷。此外，由于地租昂贵，单是租赋已经让农民捉襟见肘。农民不但没钱种地，还得出卖劳力赚取“外水”，人不敷出，越来越贫穷。多数农民甚至完全失去土地，成为纯粹的佃农。到1905年，无地雇农已占农民总人数的15%。而欧俄47省1 190万农户中，23%拥有的土地少于5俄顷，70%拥有的土地少于10俄顷。而维持一家生活的土地最小值需在12.s俄顷以上。
(二)农民承担沉重的赎金和赋税。改革后，除了昂贵的土地赎金、地租外，农民还承担了人头税和对日用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为了偿付赎金和重税，农民不得不出卖家畜、服劳役，“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
1872年部分省份农民租税占收人比例:彼得堡为34%、莫斯科为105%，黑土地带省份为30%—148%。
1883年人头税废除后，为弥补岁人，政府一方面大幅提高土地地租，另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了间接税。国有土地地租几乎提高一倍。农民无力支付租税，欠税现象严重:
1871-1880年，欠税为38戈比/俄顷;
1881-1890年48戈比/俄顷;
1896--1900年虽然采取豁免、缓交措施，欠税仍超过年均应缴额的1/5
(三)农业人口增长，土地不够，不发达的工业又无法吸收剩余农业劳动力，引起恶性竞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雇工工资极为低廉，且工作条件恶劣、工时极长。欧俄部分60年代初乡村人口为5000。万左右，到1897年已增长到8 200万，但农业生产率和其他就业机会没有相应增加。俄国工业在19世纪最后十年之前一直发展缓慢，无力吸收被从土地上赶出来的过剩农业人口。俄国在1880年煤产量仅400万吨，生铁产量仅50万吨。工人工资仅为美国工人的1/8，英国工人的1/5。
(四)生活成本大幅增加。农民的份地主要是耕地，而牧场、草场、森林等全部被地主据为己有，导致农民必须为原本免费的生活品，如薪材、肥料等付费。以前农民可免费获得的薪料、做木器的材料和建材，现在需要购买。据统计，1905年地主仅凭出售森林木材就获利2亿卢布。解放后，在彼得堡，一车粪值一个银卢布，要想使一俄亩土地变得宜于耕种，得花上200银卢布，这一俄亩的租费是一年15—30卢布。此外，农产品大量出口，国家又对进口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使得农民必须为购买制成品支付高额款项。此外，1894年起国家实行酒类专卖;1895年又开始控制甜菜生产，使其价格人为拔高。这些都使农民生活雪上加霜。
(五)地主、官吏、高利贷的重重盘剥。地主索取高额赎金和地租、国家税收。地方长官可能随时夺去农民辛勤耕作的土地，并控制通行、严惩欠税和犯罪。这种影响之大无怪乎哥萨克顿河区的当地人称他们的长官为哥萨克的皇帝。农民的困境给高利贷者带来生财之道，他们对农民课以二成、五成甚至十成的利息。为帮助农民购买土地而建立的土地银行到头来也成为剥削农民的工具。
综上，1861年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解放农民、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反而使其生存环境更为恶劣。“1861年的分地造成的不是自由的独立农民，而是在同一个‘老爷’即地主的土地上受盘剥的佃农。”
四、结语:农民与俄国革命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民生活并没有因为1861年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得到改善。农奴获得部分自由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由于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进步”却是以巨大的社会不公换来的。贫农生活更加艰辛，负担沉重，境遇悲惨。世纪之交的农村日趋贫困，19世纪90年代后期，1 /5应征兵员体检不合格人口。人口死亡率为35%0，居欧洲之冠，且农村高于城市。这一切，使俄国社会自1861年起就动荡不已，终于导致了1905年的大革命。直到1912年还占俄国人口86%的农民，是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中翻云覆雨的重要力量。斯托雷平说:“俄国的前途取决于在下一次革命危机爆发前，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农民的不满。”然而，虽然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斯托雷平却试图通过扶植富农、制造与既存秩序有利害关系的农业产业主阶级来维系专制政府，这种努力也必将归于失败。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则正是凭借对农民需求的敏锐把握和对工农群众的有效组织，保证了俄国革命向前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