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他怀着强烈的优患意识，抱着抢救天下史文的崇高目的，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撰写《史记》，以继承前辈史家的传统和伟业，把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光荣业绩载于史册，使其流芳千古。然而，当司马迁进人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偕于上，无限度”的社会时尚表现出了隐隐的不安。于是，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笔无所不指，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不能幸免，显示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优患意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萌发的，更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如此，司马迁所以能够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克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也是从前辈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显然，正是司马迁身上沉重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最终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创”之作，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优良品质!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经历了唐代的盛世年华“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武，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而且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了这位史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唐代的另一位史家杜佑也是怀抱着“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可以说，促成杜佑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微国势带给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宋朝建立后，面临着种种矛盾，一是外患，二是内忧。宋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北宋时，有辽、西夏同北宋对峙。南宋时，则有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辽、西夏和金，都不断对宋朝进行侵扰。而两宋统治集团，腐败无力，国力相对屏弱，在对付外患方面软弱无力，最后都被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内忧则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错综交织。反映在思想上，则是由于佛教的冲击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明儒学的兴起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遭到中华大帝国的解体和佛学的挑战时的觉醒。

    基于以上原因，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就显得格外凝重，他们特别关注国家事务、关注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宋代知识阶层忧患意识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继承了孔孟“乐以天下，优以天下”的思想。但范仲淹倡导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且上优国下优民，界高远而视野宽泛。并且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抢仲淹则有所超越，立志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阶层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犬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视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蕙蕙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囚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葱葱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思想与器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