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重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子:

    第一，皇权和孺学两大权威的失落，动摇了建安文人所赖以处世持身的根本。在权魏之际，皇帝更换频萦，儿童皇帝居多，导致皇权旁落，皇帝成为权贵手中的玩物，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孔子之“仁”，孟子之“恶，’，荀子之“忍”，鳌仲舒之“性三品”都是从普遍和伦理角度来认识和探讨人生，缺乏人性中的生理本能和独特性。因此“能者为侯”的时代激励建安文人建功立业;政治动荡与思想混乱并存的时代促使诗人以个体人格作为准则关注杜会，关注民生。

    第一，儒衰道长的思想学术倾向，促使了建安文人群体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东汉末年经学渐渐由经世致用走向萦琐的圣学演绎和无视现实的空谈，失去了汉代盛世时期那种兼收并蓄的气魄和同化能力以及调节机制，渐趋似化与投落。而道家的玄学之风与祟尚白然之思想文化精神相通。

重个体自由、重心灵超越，重自然、重内在精神等在诸多方面与时代历史发展要求存在契合点。因而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在诗歌中更多表现了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地偏向了“自我”.在大胆追求个体精神之独立及心灵之超越的过程中任性、达情和尚才。

    第三，理想的幻灭与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观念改变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因子之一。建功立业无法实现的苦闷，又目睹战乱中百姓的生命之轻，使建安文人深刻意识到权势之不可靠，命运之不可测，党争之残酸与卑劣，政治之分裂与寡轼，权贵之阴险与毒辣，所以他们极力保全自己的人格与生命。因此现实与心理的矛盾造成了建安文人外圆内方的人格分裂，这也是为人格重建提供了契机。

    总之，人格分裂的过程是漫长的，只可意会的;而人格重建虽不能一墩而就，却可言说的，因此重建后的人格有其内在的特质:

    在人生观念及文化心态中，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地偏向了“自我”。如曹植在《与吴季重书》中将建安文人所谓的“大丈夫之乐”概括为“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洒滨之梓以为筝。}c3}这虽然是文学夸张语言之表达，然所透搏出的却是心中固存的对个体生命之揭望，透耳出珍视肉体生命而自我乐生适意为建安文人所共有的生命意识，这种心态既有社会所致的病态成分，亦有生命自我觉醒的因素。

    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乃是个体白我觉醒的主体内班。如果生命的自足仅投向肉体的层次，则非但不是觉醒，而是生命观念的侧退。正因为如此，建安文人在生命的肉体与精神之间是兼而顾之，他们既不像偷家那样把生命付诸于道德精神的炼狱之中，又不像佛家把生命放诸于禁欲的红尘之外，而是将肉体感官之自乐与精神之自慰有机结合，并以后者为追求的更高境界。强调尊重个体生命的性格和气质，强调个体人格的解放、人际关系的和谐。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优患意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建安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优患意识与人格重建都诊透了作者的作品中与行动中。建安文人自觉的将个人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联系，承起了历史的责任和使命。《短歌行》、《龟虽寿》是一代雄主的抱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优”是带“罪”蕃王的呐喊。“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是少年天子的追求.“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是建安文人共同的心声。战乱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生命的压抑，使他们的优息因素推动了人格分裂的速度。如孔融在《杂诗)(其一)中“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鑫冲这种优虑人生短暂的哀伤被紧接而来的“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生，与世同举膺”的壮志康情冲淡得只留下一抹淡影，而在《杂诗》(其二)中孔融则陷人了生命无常.人生苦短的强烈悲哀中。痛失爱子的不幸遭遇强化了作者对生命短暂，寿夭无定优患情绪，使他在目睹了坟茧禽草丛生的凄凉之后，深切体会到“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的无奈。由此可以说，人生的苦难，种种外部环境的刺激带来了个人的觉醒—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人生的诸多问题。加上注重个体自由的老庄哲学的再度兴起，无疑为促进建安时代个体人格重建提供了依据。而人格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张扬人性，追求自由与超脱，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思考个体存在的意义。又使优患意识由优世到优生再到优民层层具体化、深刻化、人性化.人的价值得到重视。“天地间，人为贵。”(曹操(度关山》)

    建安文人的优患意识与个体人格的发展是密切相联系的，它们的契合斌予建安诗歌新的主题，正如奋迅所说，建安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如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Art for Art  s seke)}al也是诗人创作个性张扬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优患愈识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代的人格也为后代文人树立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