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忧患意识还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弱之时。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的繁荣昌盛成为以往，取而代之的是藩镇割据，朝廷危机四伏。在此情况下，一些思想敏锐，关心历史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比如史学家杜佑，他既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因而，他“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以备治国之用。思想家、文学家韩愈以饱满的热情捍卫中国文化传统，捍卫儒学之道，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大诗人李白写下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忧国诗句，杜甫写下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伤诗篇，都表达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之情。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面临着外族入侵和内部政治危机的双重困扰。因此宋代儒家的忧患意识表现为洲种状国至上、以身效国的牺牲精神。苏沟在《管仲论》咋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陆游在《病起书怀》中说:“位卑未敢忘忧国。”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而范仲淹等因忧国而掀起了“庆历新政”的变革运动，王安石以“三不畏”精神顶住了顽固派压力而实行变法。这些都是忧国至上精神的写照。

    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在继承孔孟等前辈忧患意识的基础上，把忧患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种新的忧患观。他说:“居庙堂之高，财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这种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宜主沐国下忧民的思想，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磷m善天下”相比较，境界更高而且视野更宽，并且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

    两宋以降，儒家的忧患意识亦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加深或者丰富其内容.。比如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儒家文化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专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一齐袭来。从文化的视角看，儒家文化有个近代转换问题，因此对近代以来的儒家忧患意识需要具体分析，这里就不展开了。

    儒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之向内的发展是人格品德的培养，这就是所谓的“内圣’气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之向外的延伸则是政治实践漆，这就是所谓的“外王”，“内圣外王”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诉求，他们由此出发，优道一、忧国、忧留，体现了对人生、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二

    儒家忧患意识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所在一。它所呈现出的特点同儒家文化关注人生、关注群体、关注国家与社会密切相关。

    第一，儒家忧患意识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终极关怀。居安思危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意识，也是一种襟怀博大的表现。孟子指出飞“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说的是一个国家，‘国内没有有法度的大臣和足为辅弼的士子，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忧惧，经常容易被灭亡。也就是说，在没有内忧和外患的情况下，往往因为失去警惕而导致国家灭亡。因此孟子道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是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忧患和警惕。同时儒家还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要求人们为民族生存与国家振兴而奋斗和献身。一旦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志士仁人高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挺身而出，担当时代重任，从而挽救民族危机，重振民族精神。这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献身精神体现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无限生命力的源泉。

    第二，儒家忧患意识是古代知识分子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忧患意识。知识分子特别关注的是“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提倡为“道”而牺牲的精神。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是他们对“道”的继承和践履。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也培养了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反映了那种任重道远、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