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仅仅具有敬德观念还小够.还要用康保民。囚为对统治者而言.天命究竟如何.只有从民情中才能显现出来.即“天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大话》)。《康话》中周公也告诫康叔:“敬哉天畏忱.民情大可见。《酒话》中也明自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实际上都是进一步把德政归结为用康保民。故此.“保民”便成为敬德的一项核心内容。囚为“惟天降命肇我民”(《尚书·酒话》).还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这就是说上天总是顺从民众的愿望、想法.按照民众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事情去办事.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若小爱护民众、关心民众的疾苦.便会遭到民众的反对与诅咒.自然也会引起上天的小满。囚此统治者必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尚书·康话》)。只有这样统治才能女定巩固。同时.对“小人怨汝署汝”的最好回应是“皇自敬德”(《尚书·无逸》).小仅小应向人民发怒.而应史加恭谨.努力察知政治的得失在《泰誓》中史是明确宣称“惟天地力物父母.惟人力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指明君主一定要承担起作百姓父母的责任.这是为了实现上天的意志.如果君主虐待人民.那就违背了天意.就必然会引发“皇天震怒”导致“天命诛之”。可见.到此处.上天已被赋子明确的伦理内涵.小仅是德行的裁判者.也是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基于忧患意识基础之上的认识上的升华。

    二忧患意识基础上的敬德、保民等观念成为西周统治者制定一系列重要制度的出发点与助动器

　　前已提到从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出发.西周统治者通过对殷商灭亡的具体原囚的探寻.找到了“德”与“德治”的根本。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实际上是要求各级贵族自觉地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将此类道德行为规范加以制度化.便是一系列“礼制”的出台了。礼制的内容一分丰富.既有规定周朝中央与地力政权等级关系的分封制;也包含规定贵族之问等级关系的宗法制;还有确定西周经济制度的田赋之制以及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礼仪之制等等。也就是说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多力一而的规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以及吉、凶、军、宾、嘉、礼等小同的礼节仪式。可见.周代一系列制度的明确与规范化都是基于忧患意识之上的敬德、保民观念来完成的.强烈忧患意识下诞生的“德治”、“民治”观成为周人一切典制的出发点与助动器。这一点正如土国维先生指出的:“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或口:“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一一这种建立在统治阶级道德基础之上的礼制又自然要与周代宗法制度相适应.要与宗法血缘关系下的一套礼仪伦常相吻合，故这套礼仪制度又成为宗法血缘关系的结品。这套礼制能“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使“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在于此”川总之.正是在强烈忧患意识下诞生的周代的“德治”、“民治观”成为周代一切制度典礼制定的出发点与宗它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导致了“日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日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一一的新局而的形成。

    综上所述.从周人立国到灭殷后危机四伏的复杂政治环境下.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小敢宁于上帝命”的冻述.代表了作为统治主体的周人的集体忧患与警世意识.即山于小知道上帝是否可以保持其天命.所以人应谨慎从事.要史多地从人自己的行为中寻绛历史变动的囚果性.即“小民之孽.匪降自天.沓背憎.职竟山人”(《诗·小雅·节南山》)。到后来.通过对商亡的具体原囚的探寻.史是明确地把天命是否眷顾与人自身的德行努力联系了起来.强调统治者必须努力明德保民.敬德克勤.认为只有“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尚书·酒话》).刁一能受命保民.祈天永命以此为出发点.周代一系列相关联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便相继诞生.它们对稳固周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套新哲学.“女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与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一这种人为自身之主字.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警世精神成为周代文明中最闪亮的异彩.理应在后世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与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