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坡易传》的卦爻解释原则(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苏轼对爻的作用的论述可以从他解释《乾》卦用九之爻辞时看到:
  古之论卦者以定,论爻者以变。
  他说明了卦的作用是“定”,可以理解为一个特定的环境;爻的作用则是“变”,这和王弼是没有区别的,但他没有象王弼一样,明确出变化的原因,而是更加重视爻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的变化表现,同时强调了爻之“所适”的概念:
  卦有成体,小大不可易,而爻无常辞,随其所适之险易。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变。夫爻亦未尝无小大,而独以险易言者,明不在乎爻而在乎所适也。
  所谓大小,是指阴阳势力的一种状态;所谓险易,是指所处环境的凶险与平易。苏轼认为,每一卦代表一种特定既成的环境,其阴阳势力的状态是不能改变的,而对于爻来说,则没有常态,要看他是否适合当前的环境来决定吉凶。彖辞论述的是卦的卦象,爻辞是论述爻的变化。爻未尝没有阴阳之分,但为什么用险易来说明呢?是因为要重点看爻是否适合所处的环境。
  从上面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苏轼继承和发展了王弼关于明爻通变的观点,除了自觉运用“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等理论进行释爻解卦,还特别强调了爻之“所适”,也就是把爻变不仅仅看作是两两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统摄在一卦及所处的具体环境之中进行考察,这一点在后面关于卦爻之间的关系中还会具体讨论。
  
  三、论卦与爻的关系
  
  1. 卦定爻适说: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延续了《明爻通变》中“卦以存时,爻以示变”的结论,进一步论述了卦与爻之间的关系:
  夫卦者,时也; 爻者, 适时之变者也。
  王弼非常重视“时”的作用,强调不同之时要有不同之用,六十四卦代表了六十四个时态,而六爻要根据不同之时而变化。
  苏轼却对过分强调“时”的概念不以为然,他说:
  卦未有非时者也,时未有无义,亦未有无用者也。苟当其时,有义有用,焉往而不为大?故曰时义,又曰时用,又直曰时者,皆适遇其及之而已,从而为之说则过矣。
  这就是说卦本身没有不具备“时”的性质的情况,有“时”就必然会有时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恰逢其时,有义有用,一定会有大的作为的。所以时义、时用及时是统一的,都是恰当地遇到了适合其特定的环境,没有必要过分强调。
  其实,苏轼并非反对“卦以存时”的主张,而是认为这是自明的道理,不用刻意强调;如同他认为“古之论卦者以定”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论是“时”或“定”都表明了卦体本身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组合,在这点是没有分歧的。
  相比较而言,苏轼更重视爻之“适”:
  物错之际难言也,圣人有以见之,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画以为卦。刚柔相交,上下相错,而六爻进退屈信于其间,其进退屈信不可必,其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可必也。可必者,其会通之处也,见其会通之处,则典礼可行矣。
  事物的交错变化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因此圣人通过象征的手法来对其进行描述,并用卦象来概括和表示蕴藏在其间的道理。卦象刚柔相交,上下相错,而每一爻进、退、屈、伸在其中,其结果是不可预料的;但如果顺应环境就会有好的结果,反之则会有灾祸,是可以预料的。
  总体而言,苏轼的“卦定爻适“与王弼的”卦时爻变”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对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如前文所说,苏轼谈论爻之变不仅停留在两爻承乘、远近、内外、初上这些静态的位置关系上,而是放在一个动态的整体环境下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苏轼虽与王弼的易学都有切重人事的共同特点,而苏轼更强调“适”,反映了他强调要发挥人事的主观作用以适变。
  2. 卦和爻别说:
  苏轼在解释各卦爻辞时,经常用到“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的观察方法,比较典型的如《履》、《咸》、《恒》、《大过》等卦,他在解释《恒》卦九二时说:
  故卦莫吉于咸、恒者,以其合也。及离而观之,见己而不见彼,则其所以为咸、恒者亡矣。故咸、恒无完爻,其美者不过“悔亡”。
  《恒》卦从卦形上看,与《咸》卦一样,是非常吉利的卦象。但如果分别观察每一爻,则只见局部而不见整体,“咸”、“恒”的意义全无,所以这两卦没有好的爻辞,最好不过是“悔亡”。
  这个“卦和爻别说”的思想,在他解释《系辞》时也明确指出:
  阴阳各有所统御谓之“齐”。夫卦岂可以爻别而观之,彼小大有所齐矣,得其所齐,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吾论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齐之端。得其端,则其余脉分理解无不顺者,盖未尝凿而通也。
  所谓“齐”就是统御一卦之阴阳整体;一方面,对每一卦来讲,不能分解成爻来看,而要得其所“齐”,也就是看阴阳整体协调得统一状态,才能把握卦的主旨所在;另一方面。对于每一爻来说,只有得到了卦的主旨,才能真正贯通了解六爻的含义。
   苏轼以此自许,把这种卦爻关系明确提出并在他解卦时重点强调,甚至把这种方法当做读《易》、注《易》的钥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卦和爻别说”揭示出了卦与爻不是一个简单静态的整体与个别的关系。在解《易》时,既要从微观到宏观,得出卦的主旨;又要从宏观到微观,理解各爻的含义。
  3. 卦性爻情说:
  苏轼对卦爻关系方面最富创建的理论就是其“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之说。他在注解《乾•彖辞》中 “保和太和,乃利贞”说:
  其于《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为利,性以为贞。其言也互见之,故人莫知明也。《易》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夫刚健中正、纯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则爻也。故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以爻为情,则卦之为性也明矣。“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以各正性命为贞,则情之为利也亦明矣。又曰:“利贞者,性情也”,言其变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
  他认为对《易经》而言,卦的作用就是论述“性”,而爻的作用就是论述“情”,情趋于利,性合于贞。《乾》卦中“刚健中正、纯粹而精”指的是“乾”之体,既是其性;性散而有为,分裂卦体各有所得,则指其爻,六爻效天下之动,各自发挥,展现了贯通万物的情理。以爻之情观卦之性,或以卦之性观爻之情,二者互见,更能清楚得明白“卦之为性,爻之为情”的道理。最后说“利贞者,性情也”,指性动而为情,情返而循之则为性,说明了性与情本是一而不二的整体。
  苏轼的“卦性爻情说”可以看作是他解易的基本思路和核心思想,从卦与爻的关系层面看,这个说法给出了“卦和爻别说”背后蕴含着的哲学理念,既是他的性命之学。正如余敦康先生的观点:“苏轼认为,‘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但是苏轼却宗主庄子,特别是宗主郭象所诠释的庄子,提出了一套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的心性之学,与理学家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同时也是一种互补,既补充了理学家的不足,也扩展了对人性本质的全面理解。”
  
  参考文献
  [1] [宋]苏轼. 东坡易传[M]. 曾枣庄,舒大刚,等. 三苏全书[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2] [魏]王弼. 周易略例[M]. 楼宇烈. 王弼集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余敦康.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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