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爻的作用的论述可以从他解释《乾》卦用九之爻辞时看到：
　　古之论卦者以定，论爻者以变。
　　他说明了卦的作用是“定”，可以理解为一个特定的环境；爻的作用则是“变”，这和王弼是没有区别的，但他没有象王弼一样，明确出变化的原因，而是更加重视爻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的变化表现，同时强调了爻之“所适”的概念：
　　卦有成体，小大不可易，而爻无常辞，随其所适之险易。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变。夫爻亦未尝无小大，而独以险易言者，明不在乎爻而在乎所适也。
　　所谓大小，是指阴阳势力的一种状态；所谓险易，是指所处环境的凶险与平易。苏轼认为，每一卦代表一种特定既成的环境，其阴阳势力的状态是不能改变的，而对于爻来说，则没有常态，要看他是否适合当前的环境来决定吉凶。彖辞论述的是卦的卦象，爻辞是论述爻的变化。爻未尝没有阴阳之分，但为什么用险易来说明呢？是因为要重点看爻是否适合所处的环境。
　　从上面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苏轼继承和发展了王弼关于明爻通变的观点，除了自觉运用“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等理论进行释爻解卦，还特别强调了爻之“所适”，也就是把爻变不仅仅看作是两两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统摄在一卦及所处的具体环境之中进行考察，这一点在后面关于卦爻之间的关系中还会具体讨论。
　　
　　三、论卦与爻的关系
　　
　　1. 卦定爻适说：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延续了《明爻通变》中“卦以存时，爻以示变”的结论，进一步论述了卦与爻之间的关系：
　　夫卦者，时也； 爻者， 适时之变者也。
　　王弼非常重视“时”的作用，强调不同之时要有不同之用，六十四卦代表了六十四个时态，而六爻要根据不同之时而变化。
　　苏轼却对过分强调“时”的概念不以为然，他说：
　　卦未有非时者也，时未有无义，亦未有无用者也。苟当其时，有义有用，焉往而不为大？故曰时义，又曰时用，又直曰时者，皆适遇其及之而已，从而为之说则过矣。
　　这就是说卦本身没有不具备“时”的性质的情况，有“时”就必然会有时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恰逢其时，有义有用，一定会有大的作为的。所以时义、时用及时是统一的，都是恰当地遇到了适合其特定的环境，没有必要过分强调。
　　其实，苏轼并非反对“卦以存时”的主张，而是认为这是自明的道理，不用刻意强调；如同他认为“古之论卦者以定”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论是“时”或“定”都表明了卦体本身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组合，在这点是没有分歧的。
　　相比较而言，苏轼更重视爻之“适”：
　　物错之际难言也，圣人有以见之，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画以为卦。刚柔相交，上下相错，而六爻进退屈信于其间，其进退屈信不可必，其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可必也。可必者，其会通之处也，见其会通之处，则典礼可行矣。
　　事物的交错变化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因此圣人通过象征的手法来对其进行描述，并用卦象来概括和表示蕴藏在其间的道理。卦象刚柔相交，上下相错，而每一爻进、退、屈、伸在其中，其结果是不可预料的；但如果顺应环境就会有好的结果，反之则会有灾祸，是可以预料的。
　　总体而言，苏轼的“卦定爻适“与王弼的”卦时爻变”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对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如前文所说，苏轼谈论爻之变不仅停留在两爻承乘、远近、内外、初上这些静态的位置关系上，而是放在一个动态的整体环境下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苏轼虽与王弼的易学都有切重人事的共同特点，而苏轼更强调“适”，反映了他强调要发挥人事的主观作用以适变。
　　2. 卦和爻别说：
　　苏轼在解释各卦爻辞时，经常用到“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的观察方法，比较典型的如《履》、《咸》、《恒》、《大过》等卦，他在解释《恒》卦九二时说：
　　故卦莫吉于咸、恒者，以其合也。及离而观之，见己而不见彼，则其所以为咸、恒者亡矣。故咸、恒无完爻，其美者不过“悔亡”。
　　《恒》卦从卦形上看，与《咸》卦一样，是非常吉利的卦象。但如果分别观察每一爻，则只见局部而不见整体，“咸”、“恒”的意义全无，所以这两卦没有好的爻辞，最好不过是“悔亡”。
　　这个“卦和爻别说”的思想，在他解释《系辞》时也明确指出：
　　阴阳各有所统御谓之“齐”。夫卦岂可以爻别而观之，彼小大有所齐矣，得其所齐，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吾论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齐之端。得其端，则其余脉分理解无不顺者，盖未尝凿而通也。
　　所谓“齐”就是统御一卦之阴阳整体；一方面，对每一卦来讲，不能分解成爻来看，而要得其所“齐”，也就是看阴阳整体协调得统一状态，才能把握卦的主旨所在；另一方面。对于每一爻来说，只有得到了卦的主旨，才能真正贯通了解六爻的含义。
　　 苏轼以此自许，把这种卦爻关系明确提出并在他解卦时重点强调，甚至把这种方法当做读《易》、注《易》的钥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卦和爻别说”揭示出了卦与爻不是一个简单静态的整体与个别的关系。在解《易》时，既要从微观到宏观，得出卦的主旨；又要从宏观到微观，理解各爻的含义。
　　3. 卦性爻情说：
　　苏轼对卦爻关系方面最富创建的理论就是其“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之说。他在注解《乾•彖辞》中 “保和太和，乃利贞”说：
　　其于《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为利，性以为贞。其言也互见之，故人莫知明也。《易》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夫刚健中正、纯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则爻也。故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以爻为情，则卦之为性也明矣。“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以各正性命为贞，则情之为利也亦明矣。又曰：“利贞者，性情也”，言其变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
　　他认为对《易经》而言，卦的作用就是论述“性”，而爻的作用就是论述“情”，情趋于利，性合于贞。《乾》卦中“刚健中正、纯粹而精”指的是“乾”之体，既是其性；性散而有为，分裂卦体各有所得，则指其爻，六爻效天下之动，各自发挥，展现了贯通万物的情理。以爻之情观卦之性，或以卦之性观爻之情，二者互见，更能清楚得明白“卦之为性，爻之为情”的道理。最后说“利贞者，性情也”，指性动而为情，情返而循之则为性，说明了性与情本是一而不二的整体。
　　苏轼的“卦性爻情说”可以看作是他解易的基本思路和核心思想，从卦与爻的关系层面看，这个说法给出了“卦和爻别说”背后蕴含着的哲学理念，既是他的性命之学。正如余敦康先生的观点：“苏轼认为，‘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但是苏轼却宗主庄子，特别是宗主郭象所诠释的庄子，提出了一套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的心性之学，与理学家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同时也是一种互补，既补充了理学家的不足，也扩展了对人性本质的全面理解。”
　　
　　参考文献
　　[1] [宋]苏轼. 东坡易传[M]. 曾枣庄，舒大刚，等. 三苏全书[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2] [魏]王弼. 周易略例[M]. 楼宇烈. 王弼集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余敦康.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