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代周以后，隋文帝认为周、齐皇帝争事突厥的做法是“以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也”。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隋文帝维护中原人民利益的强硬政策，使突厥贵族极为不满，进一步激化了隋朝与突厥的矛盾。在北周千金公主的煽动下，突厥沙钵略可汗与隋朝营州刺史高宝宁再次联合，开始对隋朝西部、北部边境大举进犯。面对突厥的强大攻势，隋文帝君臣采取了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于开皇三年三月初，任命在抗击突厥入侵的战争中战功显赫的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兰州总管”，调遣“凉州总管孤独罗、元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兵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隋文帝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也统一了各军的指挥。四月初，“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行军总管阴寿破高宝宁于黄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军事上的局部胜利，使隋军逐步扭转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和外交努力，到开皇三年(583)四月，隋朝基本上完成了反攻的各项准备，于是隋文帝发布这道诏书激励各军将士对突厥进行决战。
　　
　　二、金先生等人的引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从开皇初年隋朝与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来看，“东夷诸国，尽挟私仇”指的是突厥与他们之间的恩怨，而不是隋朝。
　　按照《隋书》的记载，隋代的东夷，主要是指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靺鞨等民族。新罗与隋朝交往始于“开皇十四年(594)”，百济、靺鞨虽然与中原隋朝早有来往，但因山河悬隔，相距遥远，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厉害冲突，相关史书中也没有这些民族在开皇初年与隋朝交恶的记载。隋文帝建国之始，他们相继进入中原朝贺，受到隋朝的隆重接待和赏赐。隋文帝建国初年，隋朝与新罗、百济、靺鞨等民族并无明显的恩怨之争。与中原接壤的高丽民族，自汉朝起就与中原历代王朝联系密切。从北魏到北周以及隋朝初年这段历史时期，高丽人基本上和中原政权保持着友好往来。“琏六世孙汤，在周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高祖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高丽与隋朝的关系紧张大概始于开皇九年前后，“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武力冲突是开皇十八年以后才爆发的。这道诏书中值得重视的一点是，隋文帝讲述了“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了突厥与东夷诸国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恩怨。
　　隋代的“西戎”，泛指居住在隋朝西部的吐谷浑、党项、高昌以及中西亚地区的康国、安国、石国、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铁汉、吐火罗、挹怛、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波斯、漕国、附国等。据《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记载，除吐谷浑、党项、高昌等少数国家与隋朝直接交往外，其余大多为突厥的附属国，也只有吐谷浑在开皇初年侵犯过隋朝的疆界。由于地理方面的因素，隋朝与西域诸国一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彼此间的交往大多是礼节性的互访或者说是朝贡，而有些国家根本没有与隋朝交往过。突厥是在和其他草原民族的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彼此之间的矛盾重重。木杆可汗在位时又“西破挹怛”，就与西域各国因利害冲突而结怨已久，他们时刻寻找着摆脱突厥控制的机会。“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从这些历史事件中不难看出，隋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西戎群长的“宿怨”，是针对突厥的统治者。
　　突厥之北的“契丹之徒”，乃为泛指，概指居住在突厥东北地区的契丹、奚、霫、室韦等少数民族和突厥北部的铁勒诸部。契丹、奚、霫等民族，处在突厥与高丽之间，长期受到突厥的压迫、奴役。开皇初年，隋文帝派遣长孙晟为使节，“齎币赐奚、霫、契丹，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身布心腹，诱之内附”。与他们进行了有效合作，成功地离间了处罗侯与沙钵略的关系。开皇三年(583)，李崇出任幽州总管，沉重打击了突厥的入侵者，“奚、霫、契丹等慑其畏略，争来内附”。开皇之世，奚、霫、契丹势力弱小，经常受到高丽、突厥的入侵，而基本上与隋朝保持友好往来。突厥建国之始，伊利可汗就“以兵击铁勒”，将铁勒诸部驱逐到其北境辽阔草原上，残酷地奴役他们。到了隋代，铁勒诸部仍然散居在突厥北部的广袤之地，他们“虽姓氏各别，总谓之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突厥”。由于铁勒诸部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力量分散，世受突厥的奴役，很少与隋朝来往。
　　从当时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来看，奚、霫、契丹等民族与隋王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铁勒诸部则由于突厥的因素而与中原地区缺乏直接联系，他们的“切齿磨牙”应该是指压迫奴役他们的突厥人，而不是给他们提供帮助的隋王朝。
　　从这道诏书发布的历史背景和诏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隋文帝意在激励全军将士。诏书主要是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昭示了突厥所处的各种不利条件，其中的“东夷诸国，仅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齿磨牙，常伺其便。”显然是说突厥与“东夷”、“西戎”、“北狄”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及其所处的孤立状态，而不是说“当时的高丽、契丹、突厥、吐谷浑等北方草原各族，从东至西已对隋构成了一个具有严重威胁的弧形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