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在中国抗战爆发初期的这几个月中，反复捉到这个可能的机会。而远东局势的发展似乎也部分地印证了他原来的设想。日军在东北和朝鲜的部队继续保持最高状态的战斗力以应付任何可能的事态；甚至可能将精锐部队用于东北驻防，而将相对较弱的部队派往中国战场。苏联显然不会立刻对日作战，但有人主张明确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为蒙古出兵援华创造条件。日本军部内部对未来在华行动开始出现分化，其中一派主张不越过黄河，以避免将侧翼暴露给苏联、补给困难、部队过分艰苦，并且认为以高昂代价换取相对较小的战术胜利得不偿失。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正日益明显，12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报告国民政府为争取苏联援助而改组，并释放政治犯。因此，在11月16日，在日本基本结束淞沪战役、开始进逼南京并开始流露出希望美国发挥“调停日俄战争时的作用”的时候，他报告政府“我们曾经设想的中国的情形可能正在到来”。其后一周内，由于日本的态度不甚明确，格鲁有所保留。但如前所述，他建议应该对未来调停的可能性进行试探，而不要因为原则给协商设置障碍。
　　总之，格鲁面对日本的大举侵华，在坚持美国不卷入远东纷争和认为国际和平机制毫无用处反而有害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形势的发展和日本的利己主义理性，认为只要合理地利用外交技巧，就能够使美国无需吹灰之力而在远东国际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保证未来美日关系、美国远东实际利益和最大限度的美国所倡导的国际原则，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三、格鲁的外交观及其对美日关系的认知
　　
　　格鲁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初期的美国对日政策的设想与努力，只是其使日10年外交生涯的一个缩影。在此期间，他一直坚持以外交手段来化解美日间的分歧，寻找并且等待能够同时平衡各种要求的妥协方案。之所以如此，与他的外交观及其对美日关系的认知有莫大的关联。
　　格鲁生于1880年，1904年首次出任外交职务，1932年就任美国驻日大使。其间28年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使其对外交的职能和性质产生了自己的见解：“外交是国防的第一线，而海军和陆军则分别构成了国防的第二线和第三线。”也就是说，外交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外交官的职责就是积极地寻求各种办法，以外交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争取实现“建设性的妥协”。如果第一线弃守，则只好等而下之，诉诸武力。因此，如果因为两国存在利益冲突，就分析认为战争无法避免，那就无异于未经努力就自动放弃了这道防线。“一个大使，刚到外国就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即挥臂大呼‘战争不可避免’，那就等于卷起铺盖回老家。”
　　格鲁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强调外交是以“人类的能力和智慧”解决问题，并且时常带着某种嘲笑的口吻去描述军人所主张的单线条思维的“要么喜欢要么打。”因此，面对国家间的争端，是外交谈判还是军事冲突就被抽象成为智力与武力、文明与野蛮的较量。相信文明战胜野蛮还是野蛮战胜文明?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使格鲁近乎本能地做出选择：“由于天性，又由于有信念，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人类的能力和智慧，是能够战胜并制服这些举世为之不宁的困难的，对此日本和我国都负有责任。”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体制改革时曾有外交官与领事之争，格鲁不仅卷入其中并且深受其影响。外交官和领事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外交理念。前者通常出身上流社会，家境优裕，受过名校教育，社会关系广阔，办理外交主要按照欧洲传统的贵族式的方式进行，注重私人交往，着重在方向上维持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而不拘泥于细节；而后者则由最初的商业代表发展而来，出身低微，主要受商务、法律上的业务训练，办理外交以一种现代的官僚式的方式进行，严格遵循文本，注重细节。外交官与领事之争实际上是精英外交与官僚外交之争。格鲁参与了这场争论，主张精英外交，他认为领事在“气质、人格和世界观”上都不适合外交，缺乏外交所需要的“想象力和主动性”。这场争论一方面是格鲁过去形成的外交观的反映；反过来，它也更强化了格鲁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此后，他坚持认为外交应该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把握原则的精神而不是细节，有长远目标和现时政策、目的与方法之分。
　　格鲁对美日关系和美国远东利益的认知更坚定了其寻求妥协的信念。在他看来，美日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我们的经济利益并非互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两国都是原料供应国，但这些原料无须竞争。同样，我们虽然都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品，但产品各不相同，也无须竞争。日本提供的工业品，主要是以手工艺为基础，以其精巧驰名，美国则提供能由自动化机器大量制造的货品。因此，我们的经济利益不一定抵触，别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主因在我们的关系中也就不存在了。”而且，他主要将美国的远东利益界定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实际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主张“始终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部分地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实即我们的财产”，而这些利益本身从性质上说是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加以调和的。对于美日问的主要争端所在，即美国自华盛顿会议以来在远东确立的一系列条约框架和基本原则，格鲁主要将它们当作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供奉起来，并不以此作为美国在远东必须坚守的目标：“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有终极目标和现时目标之分……我们的长远目标基于我们对普遍遵行和维护国际事务中基本原则的智慧和功效的信仰……很显然，这些目标在性质上决定了不可能立刻达到。”最后，格鲁认为远东国际格局本来就应该调整。1932年，在就任日本大使的旅途中，他在日记里写道：“首先，我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但对它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却毫不同情。”
　　当然，格鲁作为美国驻日大使，也很清楚本国政府自“不承认主义”以来的原则立场。从1933至1937年，美国政府对日本向中国逐步渗透扩张采取了中立静观的政策，但从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所得，不放弃九国公约、巴黎和平公约所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在政府的原则与日本的扩张主义中达成妥协，寻找能够同时保证美日关系、美国在华实际利益和美国坚持的各项原则的机会，而中国抗战初期的远东形势就给格鲁提供了这样一个看似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要求的妥协方案。
　　1937年格鲁主张消极的远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当时中日冲突走向的估计，源于一种依靠外交技巧和便利的国际形势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妥协的机会主义设想。这种设想不仅是孤立主义和欧洲紧张局势的内外压力下被动接受的产物，而且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正是这种主动性赋予了格鲁在道义上的正当感。在他眼里，积极利用形势寻求“建设性的妥协”并非面对压力无原则的退让。正相反，它反而意味着忠于职守、维护职业自豪感和信仰人类智慧与文明。这一思路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远东政策的一翼，与以史汀生、霍恩贝克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一道共同构成了美国远东外交决策选择的大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