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利经费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政府经费的有限，除了直接拨款外，开始采用贷款的方式支持各地水利工程的建设。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许多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更是依赖于银行的贷款资金。在1939年春，由省政府与经济部农本局合筹四十万元，用贷款方式兴办赣州地区的各项农田水利工程，为贷款兴办水利方式之开始。同年五月，成立了江西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负责办理农田水利工程经费的贷款和工程业务。并于次年先后与中国农民银行及中国银行，分别签订了水利贷款合同，对需要提供援助的水利工程建设经费，以贷款的形式拨与，并采取招商投标、招工承包的施工建设方式。［8］这种方式的出现，表明水利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地方水利与金融资本开始结合，逐渐走向商业化经营。
　　另外，在水利开发与建设中，全省如贵溪、铜鼓、铅山、南康等十几个县市都曾成立了乡镇水利协会对本地的水利进行管理。［13］协会的组成不是按行政区域，而是以受益区或以历史习惯具有协作利益的区域组成。这种地方水利协会利用民间力量集资建设农田水利工程，提高了各地方进行水利建设的积极性。省水利局制定了《江西各县镇管理灌溉暂行规则》，规则的实施表明这一时期水利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三、 1932－1942年江西水利建设的特征
　　1932－1942年期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推行的水利建设，已经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它们较之于传统的水利管理，无论在制度、理念、方法等层面上都表现出了许多极不相同的内容。
　　第一，统一的、专业化的水利管理系统。在传统社会时期，水利管理一般由基层州县官员兼管或者由地方民众自行组织管理，缺乏一个专业化的水利管理系统。1928年江西省政府成立了省水利局，在十年赣政期间一直作为全省水利管理的专门机构发挥着作用。水利局下设立总工程师室、测量队及工程处、设计勘测队等机构，负责全省荒山、荒地、湖田、淤洲等的调查、清理、发垦，以及全省水利的测量、计划和实施等事项。并在一些重要工程处设立专门机构或人员进行管理，由省水利局负责领导。如万安渠灌溉工程完工后，省水利局曾设立了万安渠管理所。［8］另外，省水利局在贵溪、南康等十九个县市成立了乡镇水利（下转第52页）
　　（上接第46页） 协会。这样，在全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水利管理网络。
　　第二，水利技术人员治水。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一批在西方学习水利的人员的归国，给中国水利科学领域带来了活力。涌现出了李仪祉、郑肇经等一批水利专家，打破了旧有的封闭式水利系统，改变了以往官僚治水的局面，开始了民国时期专家治水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江西的水利建设也开始了由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主持和办理，如在省水利局设立总工程师室，先后聘请如欧阳彦谟、丘葆忠、叶纫芳等水利专家担任。
　　第三，现代测量技术的运用。测量是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基础，这时期突破了传统的就工程论工程的做法，运用现代工程性质的测量方法，对全省各地区的水文、气象、水力及一般航道进行了测验和测量，对各地的雨量、雨日、温度、水文、工程等方面进行了计量，并对其中测量出来的数据进行统计，绘制成图表，具有较高的技术性。［7］
　　第四，水文测验技术的进步和水文站的建立。水文测验为治水必要的基本工作。由于西方先进测量仪器和设备的传入使用，这时期水文测验内容不仅有水位、雨量观测，还包括水位、流速、横断面、流量、泥沙等测量。并在全省各地区设置了水文、气象、水力等测站四十站，办理河道测量工作。
　　第五，水利发展规划的制定。十年时期，省水利局制定了详细的水利建设规划，曾拟订了全省水利六年计划，如在滨江沿湖之地修建圩堤、在山区丘陵之地兴修塘坝水库、疏浚赣江上游河道、开发水电动力等，并拟订了兴建五万水库计划，分期兴修各县大型水库。［11］在抗日战争时期，江西省国民政府南迁，赣中、赣南地区成为全省的大后方，由于政府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大批技术人员的南迁，为这些地区的水利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科技人员对吉安、赣州、萍乡等地区的水利建设进行了规划，从而使这些地区水利建设得以很大的发展。
　　第六，大型现代性水利工程的兴建。由于水泥和钢材等工程材料的利用，一批原来无法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得到兴修，突出体现在大量乡村水库工程的兴建及水力电力工程的举办等方面，已大大有别于传统时期。
　　总之，十年赣政时期，江西省国民政府对全省各地的水利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的措施，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水利政权制度。由于这一时期战争不断、社会动荡、自然灾害频繁及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水利建设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失败的命运。但是，在此期间，通过对现代水利技术、理念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运用，水利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仅兴修和整治了许多水利工程，客观上也一定程度地促进了江西地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学者所言“没有这个过渡阶段，亦难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大兴水利，并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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