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湖北； 历史人文资源； 人文环境； 建设
　　论文摘要：　“人文环境”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文化变量包括共同体的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等。人文环境是社会本体中隐藏的无形环境。湖北崛起最高难题在于人文环境建设问题。湖北人文环境建设要从湖北历史人文资源出发，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走“以历史人文资源为载体”的崛起之路。
　　
　　社会——文化系统是个开放的巨大系统，各种因素、变量及其关系错综复杂，根据一般系统论原理，系统是有层次性、有序性和机制性的。具体到任何一种社会系统动力学模式而言，文化的变量，如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recognized environment）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因为正是文化变量使得社会合理化、制度合法化、行为规范化。如果我们忽视了文化变量就等于漠视社会运动中最基础性的东西。因此，人文环境是湖北崛起的基础，人文环境状况是控制湖北崛起深入持久发展的瓶颈，人文建设是湖北崛起工程大厦的社会基石。
　　
　　一、 历史人文资源对湖北历史社会发展的影响
　　湖北历史人文资源丰厚，历史名人荟萃，许多文化亮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华人文化圈中都有极高的知名度。富有特色的历史人文资源是湖北经济社会人文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和特殊资源，保护、运用得当，将为湖北建设注入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改善和优化湖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增强全省的综合竞争力。湖北的历史人文资源丰厚。各类文物为数众多，历史人文资源积聚深厚。截至2006年，湖北省被我国确认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1处，全省已查出各类不可移动的文物点15000处，已公布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共3127余处，其中省政府审定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65处。湖北省政府还审定公布了10座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其中荆州、武汉、襄樊、随州、钟祥等5座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镇5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当可观。据2006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湖北省入选项目达18项。此外，湖北还有大批传世文物，散落民间。
　　作为古荆楚文化区之腹地的湖北，其文化起步几乎与中原同时。先秦时，楚地即出现过屈原（中国最早的伟大诗人）、宋玉、唐勒、景差等文化名人，在南方诸省中，绝无与之比肩者。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推动了湖北地区经济发展，从目前考古成果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原自楚国，大冶铜绿山铜矿举世惊叹；最早的铁器在楚国；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曲的鼻祖是楚国人优孟；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等等。许多科学技术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清末以后，湖北经济与政治地位明显提升，人文环境亦随之改观。黄侃、熊十力、王世杰、李四光、汤用彤、李济、闻一多、徐复观、曹禺等湖北籍文化名人使湖北省人文状况享誉全国。十九世纪中叶，湖北再度崛起，引领着全国近代化进程。汉口逐步成长为水陆交通枢纽，华中最大的货物集散地，“货到汉口活”的说法遍传遐迩，武汉“九省总汇之通衢”的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这带动了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及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湖北从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内地省份，迅疾跃升为全国近代化进程的排头兵。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汉口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
　　但随后，湖北经济渐次沉沦不起。世纪之交，“湖北工业化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水平居全国第14位。”“职工平均工资居全国第28位。”2003年湖北在中国名牌产品榜上仅居第17位。”不仅如此，上世纪湖北所拥有的名牌产品纷纷丧失，显然这一切与湖北明显的区位优势、科教实力、文化教育繁盛和综合优势相去甚远。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报告显示，在中国地区第一次现代化排名中，2005年和2004年相比，湖北、湖南、山东、陕西等9个地区全国排名下降。据“2003中国31省市区新经济实力排行榜”公布信息：湖北经济居全国第22位，数字化、创新能力分别排在全国第10和第13位，是其相对强项。知识就业、全球化和经济动态排在全国靠后的位置，这与湖北华中地区中心地区的定位极不相称。[2]
　　在新的世纪，湖北要在中部崛起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包括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如果我们只注重经济的发展，不注重思想文化的发展，不进一步加强湖北地区的人文环境建设，不实现思想观念和科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要富有成效地贯彻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实现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是很难的，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贯彻实施湖北崛起战略，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而且要重视社会人文环境建设，坚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人文环境建设一齐抓的方针，实现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 充分利用湖北悠久的人文资源和积淀深厚的人文遗存
　　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湖北崛起人文精神内涵的研究，只有进步的、有科学根据的人文价值体系才能作为社会动员的引导。湖北开发中的人文精神应能营造适应湖北崛起的大环境，应能担纲湖北崛起的社会终极信念和原则。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充分挖掘历史人文资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是湖北崛起的应有之义。
　　1.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楚国先民有顽强的开拓精神，由南方的一个弱小国度，发展成为问鼎中原的战国七雄之一，开拓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在长达八百多年的立国历史中，他不仅改写了古中国的政治地理，而且以卓越的奋斗精神改写了古华厦的文化地理，其文明成就灿然于天地之间。加快湖北发展、促进中部崛起，是一桩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楚人那样的敢闯敢试敢走一条自己道路的精神。开拓，是人文精神中最有张力的因子。
　　2.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楚国先民有突出的创新精神，习华夏之长技而又善于创新。因此，在水利工程、技术制造、农业种植、艺术精巧等方面，领一时之风骚。近代荆楚文化弘扬楚文化的创新精神，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孙中山先生评价说辛亥首义为再造中华立下了头功。首义文化，主要是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大的发展。湖北崛起，只有思路创新、体制创新、方法创新才有可能一见成效。激活湖北的人文资源，使之转化成经济优势，也需要创新。创新，是人文精神中最具活力的要素。
　　3. “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湖北地处“天下之中”。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湖北成为南北东西经济文化交通的传输之地。“在历史上看来，不能不说湖北所贡献及遗留的功劳是最大的”。[3] 湖北文化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兼收并蓄，融会南北：放眼天下、励精图治的精神，形成了外求诸人而博采众长，内求于己而独创一格的视野；形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性文化和包容精神；高扬一种挑战的文化精神，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审美情趣，把自己的风格和气派发挥的淋漓尽致，把楚文化的大旗挺立于华夏文化之前列，进而影响到华夏诸邦。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传统文化特质，是我们建设文化强省的又一宝贵资源。
　　此外，由楚文化孕育而来的团结精神、追赶精神、实干精神也是荆楚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经过时代性创造、提炼、升华，完全可以成为推动湖北发展和促进中部崛起的精神力量。
　　
　　三、 人文环境建设的精神内容
　　文化属于基础结构的层面，在推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从国际经验看，国家的兴衰、世界力量重心的转移，表面上看取决于技术、资本、资源、军事实力等物质层面的东西，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则是制度、法律等制度层面的文化以及信仰、理念等精神层面的文化。13、1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米兰等城市之所以最先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得益于意大利人文精神的培育。15、16世纪，荷兰之所以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的经济重心，得益于荷兰开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环境，吸引了欧洲大地其他地区身怀绝技而又遭受宗教压制的工匠和满腹经纶的学者，是他们带来了技术、资金和思想。17、18世纪，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产生和发展，与英国建立了完备的专利保护和产权保护这种制度文化有根本关联。19世纪，美国开始崛起，与殖民者以“新教伦理精神”为文化导向在北美进行开拓与创新是分不开的。20世纪，日本和德国在战败后得以崛起，除了美国的保护与扶持以外，也得益于各自的人文精神。同样，我国浙江地区的吴越文化培育了四海经商的商业精神，这种商业精神在当代浙江汇入到民众的精神体系和浙江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经济文化，这种经济文化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