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国初期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失误
　　
　　建国初期，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使新中国政府对当时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制定的政策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失误。
　　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卫生部门从保障妇女生育的安全、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角度出发，颁布了限制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等一系列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执行着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从而使我国人口在该时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进一步扩大了人口基数。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中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在打胎以前必须经孕妇丈夫同意并签字，凡未经批准而擅自打胎者，对其本人及执行打胎者分别予以处分。
　　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经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规定：施行节育、绝育或人工流产手术者需经当地公立医院或卫生主管机关指定私立医院的主治医师会同专科医师诊断，报告院长并呈请当地卫生行政机关核准后，始得施行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手术。一般私立医院及私人开业医师不得施行绝育手术；非按医师暂行条例有关内容之规定，检查详细病案记录，并报经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核准，不得施行人工流产手术。对于避孕药具的出售，该暂行办法规定：出售者必须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呈报批准，未经批准的店铺、摊贩一律禁止出售避孕用具，而购买节育用具者必须持有医师证明交由药房限量出售；出售节育用具的药房，每季度应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报告销售数量统计一次。凡违反规定的药房，卫生主管机关应予以适当处分。
　　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又通知海关“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1月14日，卫生部批复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并抄送全国卫生机关及中国医药公司，重申对节育用具的制造销售应予登记，严加管理。
　　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一系列规定以及对节育药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是这些规定使一部分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因此，这些规定对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传统生育文化表现在家庭和生育个体上的特征为：生育目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性别价值取向：重男轻女、“无子不成家”；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期望多子多福，早生贵子；婚育年龄选定：早婚早育；子女对家业财产的继承权：只有男子才有继承权；夫妇居住形式：妇从夫居；生育子女质量的期望：偏重追求生育数量，忽视优生；等等。因此，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关于人口节育的规定从政府宏观决策的层次进一步强化了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在“多子多福”传统生育文化惯性的作用下，在“人多是好事”的政治氛围中，新出生人口不断增加。1950－1954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5.81增至6.28，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升至24.79‰，4年间净增人口为5170万人，这一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并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人口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这4年间新增的人口数按1953年出生人口性别比104.88来计算，就有2490.906万女性。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这些女性进入育龄阶段(15－49岁)，大大提高了该时期的人口出生率。从1953年、1964年第一、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1953年女性人口为28081万人，其中育龄妇女为13314万人。；1964年女性人口为33643万人，其中育龄妇女15161万人。这期间增加的女性人口及育龄妇女都是建国初期这段时间出生的。可见，建国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提高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人口出生率，并且一直影响到70年代以后。
　　该时期关于人口节育的规定直接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建国初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群众生产热情的进发，人口消费资料的增长是比较快的，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速度，人均增长则非常有限。从1952－1955年主要农产品人均产量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油料、肥猪、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的增长率都远远低于同时期人口增长率。以农产品为例，按人口平均计算，大都没有显著提高，个别产品(如肥猪)还有所减少。从1952－1957年全国城乡居民主要消费品增长情况中还可以看出，“一五”期间，全国居民每人每年平均增加的粮食为2.2斤(农村为5.2斤)，棉布为0.67尺，食用植物油为0.12斤，猪肉还减少了0.26斤。
　　人口增长过快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群众居住条件为例，1953－1955年国家拨出巨款建成职工住宅3000多万平方米，但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不少职工居住条件仍然十分简陋，几世同堂的现象非常普遍。据对全国18个省3个市两个产业的不完全统计，几世同堂的约占职工总数的10％。另据上海市国营第二棉纺厂的调查，该厂职工从1953年到1956年生了2667个小孩，几乎多于该厂女工的总数。该厂1956年的出生率比1946年增加了3倍左右，一般女工在3年左右的时间生了2个小孩，因此，因家庭人口多而申请要房子的占全厂要房子人数的40％－50％。
　　庞大而激增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城镇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就业需求，产生了严重的城镇就业问题。1957年，能在城镇中安插的不超过100万人，而同年增加的人口达1300万人。人口过快增长还造成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1949年全国共有职工280，9万人，到1956年已达2977万人，7年里增加了3倍多。以广州市为例，1950－1955年新增人口为53.4万人，超过了该市生产发展的需要。上海市的情况也比较突出，如果把1956年第一季度的全部平均在册人员、工人平均在册人员及生产总产值3个指标设为100，那么第四季度3个指标则分别为117.14，119.28，113.29。但由于工人人数增长大于生产总产值的增长，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如把同年第一季度工人劳动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设为100，那么第三季度这两个指标分别降为97.24、94.45。
　　建国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做了一定程度的误读：过分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属性，对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估计不够；过分强调人的创造力的无限性，但未能重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与人的创造力的有限性；将人口与生产、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这些误读使新中国政府对当时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制定的人口政策出现了较大程度失误。目前，我国还面临着许多的人口问题，它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