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工商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雅典与波斯围绕爱琴海商路所有权问题产生 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希波战争。雅典战胜波斯后，控制了黑海咽喉，垄断了爱琴海上的 商务活动，并征服了雄踞东北航线中心的塞勒斯岛，解放了卡里亚和利西亚一带的希腊 城邦。雅典海上实力的增强，为工商经济的发展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希腊波斯战争之后，希腊的工商业城邦进入了繁荣时期。雅典的手工业发展成二十几 种行业，并且各行业内部分工细致。从而，雅典的制陶业，建筑业、冶金业以及造船业 ，都很发达。科林斯城邦的纺织品和毛毯；米利都的纺织品和家具是十分畅销的手工业 产品。此外，古希腊采掘业、农牧产品加工业等，也都有发展。古希腊的商业呈现十分 昌盛的景象。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海外贸易更为发达，雅典的皮里优斯已成为爱琴 海上的著名商港。由于商业的发展，金属汇兑业随之出现。因各城邦间钱币不同，因而 市场上产生了银钱交换摊。后来，发展为金融业，经营借贷、抵押和汇兑等业务。抵押 借款利息为12%，商业借款利息为16-18%，海上贸易借款利息为30%。在雅典、科林斯等 工商业发达的城邦，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相当发达。但是，奴隶制经济本质上还“保持 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9](p.171)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相比较，具有 不同的特点。首先，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虽然本质上具有传统自然经济的要素，但形 式上已处于十分活跃的经济地位。土地的买卖也已兴起，并且产生了经营地产的商人。 这是自然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关系冲击后的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东方的奴隶制 国家中比较少见。东方奴隶制国家在主导方面，工商经济的发展程度，还远未从根本上 冲破土地‘王有’的格局限制，土地的买卖关系只是在奴隶制行将解体时期才出现，而 且数量不多，交换形式也比较简单，还没有形成经营地产的行业和阶级。因此，东方奴 隶制经济的本质和形式都是自然经济要素，工商经济只是农业经济的附着物。
　　其次，古希腊的商业已发展成为带有国际性的商务活动。古希腊拥有发达的国际商港 和商路，手工业和一部分农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活动远达欧、亚、 非三大洲。埃及、两河流域的商务活动，虽然也达到海外，但就是其规模、数量和发达 状况来说，都不可与古希腊相提并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商务特点是陆路型的，缺乏通 往海外的良港和商路。
　　第三，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阶层并且建立了民主制度。古希腊奴隶制 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农牧业基础之上的。当然，雅典奴隶制民 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但是，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 工商行业的兴起，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所作为的工商奴隶主阶级。他们使雅典从原始的传 统、世袭贵族政治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古典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与此不同，东方奴 隶制度是建立在不够发达的农牧业经济，和十分微弱的工商经济基础之上。工商行业多 属官办。工商奴隶主贵族虽然有机会参与国家政事，但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工商奴隶 主很难形成一支可与专制政治力量抗衡的政治势力。因此，东方的工商奴隶主只能服从 于专制帝王的需要，而不能根据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改弦易辙。
　　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奴隶制度发 展的结果。奴隶制度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奴隶在社会各个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古埃及新王 国时期，“除在王室、显贵和寺庙大经济中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外，在属于中等阶层的 人们，如中下级官吏、商人、普通祭司和军官等中间，有些人亦能占有几十个奴隶。” [1](p.74)同时，奴隶被广泛用于农业、建筑业和各种手工业作坊。“根据公元三世纪 的文献，雅典的奴隶曾达到四十万人”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手工业行业普遍使用奴隶劳 动。[5](p.53)奴隶还被大量的使用于采矿业，属于雅典国家的劳里厄模银矿就有成千 上万的奴隶。[5](p.54)此外，在农场、采石场、公共建筑地、商业和运输部门以及奴 隶主的家庭，也使用各种奴隶。在奴隶时代，是无数的奴隶创造了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主义认为，奴隶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有重要作用。“只有奴隶制才使农 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6](p.661)因此，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 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 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6](p.661) 总之，奴隶制工商经济作为奴隶制经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古代奴隶制度的发展和促进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乃至 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