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下军州户口、部族户口、属国户口以及僧寺户口，而政府经常有效掌握和控制的户口仅限于州县赋役户口和宫卫军户；由于州县赋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故文献所载仅限于户丁资料。杜建录《论西夏的人口》（《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从西夏丁壮数、宋人关于西夏人口的估计及部分州的户口数，推测西夏人口在30万帐（户）以上、160万口左右，人口密度约每平方公里2.42人，高于唐代的陇右道。

　　　　　　　　　　　　　　　　三 社会  文化　

　　1、社会。伊葆力《女真原始社会形态的思考与再认识》（《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女真族在其原始社会阶段中,纯粹的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形态是不存在的，而是处于一种父权和母权依赖共存的“混合”状态中。邵方《西夏婚姻制度的特征—兼论女性在西夏婚姻中的地位》（《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西夏党项社会婚姻中具有的姑舅表婚盛行、对非婚性行为和非婚生子女相对宽容、妻妾、嫡庶之别较小、女嫁不从夫姓等特征，反映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葛华廷《羊与辽代契丹人的葬俗》（《北方文物》第3期）指出，契丹罪人“稿素自缚，牵羊望拜”是与丧葬有关的习俗，契丹人丧葬刑羊之俗是对乌桓族礼俗的继承。汤开建《西夏“秃发”考》（《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元昊颁布秃发令是为了恢复鲜卑习俗，使境内各族认同鲜卑党项，为重建党项—鲜卑系统新王朝作准备。此外有黄莉《辽代婚姻综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3期），吕维新《金朝的茶俗和茶禁》（《茶叶通讯》第3期）、周　峰《金人绰号琐谈》（《北方文物》第4期）等。
　　2、文化与交流。宋德金《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历史研究》第2期）讨论了双陆博戏在我国古代的流行过程，指出它从古印度传入，始行于曹魏，盛行于隋唐，至南宋稍显衰落，然而在辽金元的契丹、女真、蒙古人及汉人中却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个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见证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张国庆《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文史哲》第5期）指出，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草原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畜牧相关的习俗文化，山林水畔孕育了与渔猎相关的习俗文化，而受辽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多雪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契丹人的习俗文化更具地域特征。王文东《试论金代女真人对儒家伦理的吸收》（《满族研究》第1期）指出，女真族是善于变革并善于创新的民族,他们对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的积极变革,不仅为他们吸收儒家伦理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女真文化儒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于学斌、孙雪坤《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北方论丛》第4期）指出，金代孔庙作为儒学的宣传阵地,大致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孙丽军《金代的图书事业》（《图书馆建设》第1期）一文主要叙述了金代的图书事业、刻书业、图书的形态和流通等。此外有李品清《白狼水东辽代及契丹族文化再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4期），哈占元《辽代文化遗存三题》（《承德民族师专学报》第1期），陈广恩《西夏医药学成就初探》（《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苏冠文《西夏化学成就述论》（《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等。李范文《20世纪中国西夏学的回顾与展望》、李胜刚《百年西夏学国内外著作概述》、胡玉冰《汉文西夏文献述要》（皆刊于《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是对学术史、文献学的总结与综述。
　　3、文学与艺术。聂鸿音《西夏文<五更转>残叶考》（《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考证这种西夏民间俗曲可溯源至敦煌的几种汉文写本，显示西夏民间文学与唐五代敦煌文学存在传承关系。刘扬忠《金代山西词人群》（《晋阳学刊》第4期）指出，山西词人群崛起于金代词坛，取得了超越其他地域群体的创作成就，是一个主导金词后期发展方向的文学流派，其群体的声威和流派的影响及于元代。胡传志《论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指出，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包括官方文书、文人杂著、诗词创作三类,各具特色,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从中可以看出金代文人对南宋的不同态度,恰好与南宋文人对金的态度形成对照,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思考宋金之间的有关问题。涉宋创作的风格受宋金对立的影响,而独具特色,即随着作者对宋态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晏选军《苏、黄之风与金代文学》（《学术研究》第6期）指出，金代文学深受苏轼、黄庭坚的影响，但由此也产生了崇尚尖新、斗巧尚险的弊端。有鉴于此，金代中后期文人开始对苏、黄之风进行理性反思与实践探索，主张度越宋诗取法唐人，实发元代文坛“宗唐复古”先声.王禹浪《金代戏剧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从金代戏剧的社会基础、剧作家与作品两方面对金代戏剧进行了研究，指出金代在戏剧发展上开拓了北杂剧的先河。李正民《金代山西文学论略》（《山西师大学报》第4期）指出，金代山西文学是山西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州集》所收诗人中,山西诗人占三分之二。活跃在汾河流域的“河汾诸老”,对元诗有重要影响。金代山西作家的词、赋、散文、小说等,也有很高成就。山西文学家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金代文派,作出了巨大贡献。徐翠先《金代全真诗简论》（《晋阳学刊》第3期）指出金代全真道的创立者王重阳及其弟子“北七真”，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能文之士，他们运用诗歌形式表现宗教生活，抒发宗教感情，描述内丹修炼的过程和感受，把宗教体验与审美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独具艺术风貌的诗歌流派。田同旭《论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的形成与金元汉人世侯之关系》（《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汉人世侯对元杂剧的兴盛发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陈雷《试论金代铜坐龙的雕塑造型及饰纹特色》（《中华文化论坛》第1期）从铜坐龙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型特点及饰纹在铜坐龙雕塑中的作用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此外有李献芳《元好问的文艺思想与金元之交的文坛》（《中国文学研究》第3期）、徐子方《金元文学与文人境遇》（《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李雅君《山西金代陶瓷艺术》（《文物世界》第3期）、沈军山、李海风《辽音乐之散乐考略》（《文物春秋》第6期），田林、林秀珍《河北辽代古塔建筑艺术初探》（《文物春秋》第6期），许晓东《辽代的琥珀工艺》（《北方文物》第4期）、《辽代玉盒佩之我见》（《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廖奔《宋辽金大曲图考》（《中国历史文物》第3期），黄雪寅《契丹族金银器的动物纹饰》（《北方文物》第3期），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象》（《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试探西夏木制家具》（《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等。
　　4、科举、宗教及其他。金代女真科举考试是专为女真族人设置的一种入仕考试。李文泽《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此进行了研究。指出这种制度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在世宗、章宗两代趋于极盛。它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录用制度,为金遴选了大量治国人才,对元、清两代的蒙、满少数民族科举考试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孙伯君《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民族语文》第3期）一文，参照有关史籍的解释和对音研究，确定元明戏曲中的一些词来自女真语。宗教方面文章有高良荃《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及理论建树》（《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韩小忙《略论西夏的原始宗教》（《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