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本文考论了秦洞庭郡的置郡年代、郡治、范围以及沿革变化，并认为后世史家所持的秦长沙郡其实就是秦洞庭郡。

关键词：里耶秦简；洞庭郡；长沙郡。
 
 
里耶秦简的记录，使我们明确了秦代洞庭郡的存在。然索之文献，稽古无征。秦置洞庭郡，必有所因。因此，笔者欲略论秦洞庭郡的置郡情况，敬请方家指正。
 
一
里耶秦简出土于今湖南龙山县里耶镇的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中[1]。该井分为18层堆积层，除第5层出土了数枚楚简外，第6层至第17层均出土秦代木质简牍，总数有36000余枚之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文物》2003年第1期公布了简中的部分资料。许多简文明确记录了洞庭、洞庭郡，略举如下：
J1⑥2：迁陵邮行洞庭。     
J1⑧152：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内守是敢言之：迁下御史书，举事可为恒程者，洞庭上帬（裙）直（值），书到言。今书已到，敢言之。     
J1⑨1：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赀余钱八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毋死所署县责，以受（授）阳陵司空，（司空）不名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洞庭当是洞庭郡的简写。而像J1⑨1这样直称洞庭郡的简文还有J1⑨2、J1⑨3、J1⑨4直至J1⑨12，讲的都是阳陵的无爵平民尚欠官府赀钱，而本人已遣戍到洞庭郡，却又不知在洞庭郡下何县戍守。家贫无钱偿还，故阳陵司空请求洞庭尉命其所署县进行追讨。可见秦代洞庭郡确实存在。
 
二
郡，春秋末年出现于北方的晋，设立在新开拓、新占领的荒僻边地，主要用于防备少数族的反叛和攻击，起巩固边防的作用。因此郡的地域广大。进入战国时期，三晋普遍推行郡县制，郡统县。秦仿效之，特别是在秦王政时期，东并六国后于其地普遍置郡县，以加强控制和维护统一。然文献却不见秦有洞庭郡的记载，而有长沙郡的记载。
长沙郡，《水经注•湘水》载：“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荆王献青阳以西。《汉书•邹阳传》曰：越水长沙，还舟青阳。〈注〉张晏曰：青阳，地名也。苏林曰：青阳，长沙县也。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考最早持秦置长沙郡之说的是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长沙郡，秦置。”次为刘宋时的甄烈[2]与裴骃[3]。再次是北魏郦道元。甄烈《湘州记》云：“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4]”沙乡，疑脱“长”字，即楚之长沙邑，《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长沙，楚之粟也。”湘川，即湘水。《水经注•湘水》：“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东北流。”《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潭州》亦载：“春秋为黔中地，楚之南境。秦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 [5]，显然是引甄烈《湘州记》，此是说长沙郡于公元前222年由秦从黔中郡南部地区分置而成的。秦置黔中郡在公元前277年，《史记•秦本纪》载：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明显地，秦黔中郡是建立在取楚巫郡、黔中郡的基础上的，因此，秦黔中郡的范围就比楚黔中郡范围大得多，应包括楚巫郡、黔中郡，约今峡江两岸地区、湖北清江流域、湖南沅水、澧水流域以及重庆乌江流域。[6]那么其南部当为湖南沅水、澧水流域以及重庆乌江流域部分地区，应为长沙郡。而里耶秦简中记载的所属洞庭郡的一些地名又恰好在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后文论述）。可见，秦长沙郡应是秦洞庭郡。
考之班固《汉书•地理志》中所记郡国沿革，“长沙国，秦郡”，而其他如河东、太原诸郡称秦置，三川、泗水等称秦某郡。也就是说，河东、太原诸郡是秦代设置的，汉代仍沿用，其名不改；三川、泗水等称秦某郡，是汉代改变了名称，如秦三川郡，汉就改为河南郡。长沙国，在秦代是一个郡，只是郡的名称，班固不知道了，故称为秦郡。后世史家以汉长沙国名称来推演秦郡名称，就只能名之为长沙郡了。因此，笔者认为后世史家所持的秦长沙郡其实就是秦洞庭郡。
 
三
明确了长沙郡就是洞庭郡，下面我们就来考证秦洞庭郡的设置年代。《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前引甄烈《湘州记》云是年置长沙郡。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谭其骧《秦郡新考》中也谓是年所置。然王国维在《秦郡考》中认为长沙郡为始皇二十三年灭楚后所置。杨宽在《战国史》中认为长沙郡为始皇二十四年灭楚后所置。关于秦灭楚的年代，《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前后颠倒。业师张正明先生根据《史记•楚世家》、《六国年表》和《白起王翦列传》等订正，认为是在始皇二十四年[7]。据里耶秦简所记年代是从始皇二十五年至二世二年[8]。里耶是洞庭郡治下迁陵县县治所在[9]。又前论洞庭郡的设置是从秦黔中郡的南部分置而出的。因此，洞庭郡的设置年代可能就是始皇二十五年。这样，洞庭郡的设置年代可以定在公元前222年。
其实是年不仅从秦黔中郡的南部分置了秦洞庭郡，而且把巫县（由楚巫郡改称）及其以东划给了南郡[10]，巫县以西划给了巴郡。因为就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简的资料来看，除提到的洞庭郡而外，还有邻近的苍梧、巴郡和南郡，却不见黔中郡。而里耶秦简所出处的里耶的地理位置按通常说法应是黔中郡范围，可简文内容却证实是洞庭郡治下的迁陵县县治所在。由此可见，秦代的黔中郡已不存在。
秦洞庭郡，郡治临湘。临湘，《宋本太平寰宇记》卷114“长沙县”载：“古青阳之地，秦始皇时，荆王所献。秦末为湘县（疑脱“临”字），汉为临湘县”。《读史方舆纪要》卷80亦载：“秦置临湘县。”《水经注•湘水》：湘水“又右迳临湘县故城西县治，湘水滨临川侧，故即名焉。王莽改号抚陆，故楚南疆之地也。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故可知，临湘即今长沙市。目前，据考古工作者确认的湖南秦墓（包括战国秦墓和秦代秦墓）主要有[11]：溆浦马田坪24号墓，溆浦丰收7、14号墓，大庸三角坪14、68、160号墓，1978年古丈白鹤湾1座，汨罗永青36号墓，长沙桐梓坡26号墓，长沙南塘冲13号墓，1956年长沙烈士公园18号墓，1957年长沙左家塘1号墓。这12座墓长沙就有4座，占1/3，其墓多为秦代秦墓 [12]。1956年长沙烈士公园18号墓[13]，此墓为“竖穴洞室”墓，“竖穴洞室”出现较晚，且又出土秦式宽弦纹素地铜镜，故高至喜定为秦代的秦人墓。1957年长沙左家塘1号墓[14]，随葬物品中的一件铜戈有铭文“四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龙，丞□。” 吕不韦曾为秦相，四年即秦王政四年（前243年），故墓主当为秦人，墓当为秦取长沙后的战国末或秦代初。桐梓坡26号墓[15]，出楚式和秦式两种陶器组合，且出秦式的半两泥钱和宽弦纹素地铜镜。半两泥钱出土长沙，当为秦取长沙后货币流通所为。长沙南塘冲13号墓[16]，墓为土坑竖穴，随葬物品有蒜头铜壶、铜鼎、铜盆和陶鼎等。以蒜头铜壶随葬的习俗，秦代最为流行，延续到汉初，故是秦代秦墓。此外，高至喜在《论湖南秦墓》中还把长沙桐梓坡24、42、48、50、71号墓定为秦代秦墓。秦代秦墓如此集中在长沙，说明长沙是当时洞庭郡的统治中心。又考古工作者还在长沙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楚城遗址[17]，虽是楚城，但却一直沿用到晋，其必也为秦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