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市场管理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对市场的统属关系、管理机构的设立和职责以及处理市场纠纷的办法等，都做出了一些规定。当然．这类市场管理制度仍不完善，但毕竟有了一个初步的制度框架。

    市场直属当地政府管理。在南方地区，市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负有监控市场、整顿市容的责任。王彪之《整市教》称：“近检校山阴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属城承宽，亦皆如之。”⑿这说明了各级政府都负有统一管理市场的职责。

    东晋南朝市场管理官员有多种名号，以市令、市长为首，或又称太市令，北魏市场管理官员称为市令。关于市令的职掌。晋成公绥<市长箴》曰：“贸迁有无，市朝有处。人以攸资，货以攸叙。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⒀可见市场管理官员主要负有管理市场、维持秩序和征收商税两大职责。关于维持市场秩序这一职责，史书中有不少记载，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仅以下列一条加以说明：《南史》卷五《齐本纪下》载齐东昏侯“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南朝都城建康市场众多，交易频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影响所及，就连皇帝、贵妃也想过一把管理市场、维持秩序的瘾。

    征收商税，是市令的重要职责。市租是商税的主要税种。数额较重，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就连皇帝对此也供认不讳。《宋书》卷三<武帝纪下》载永初元年(420年)七月诏曰：“市税繁苦，优量减降。”《陈书》卷五《宣帝纪》亦载太建十一年(579年)十二月诏曰：“重以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资，逼遏商贾，营谋私蓄。靖怀众弊，宜事改张。”估税是东晋后加征的新税种，《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商品过境税，主要有关津税、牛埭税、桁渡税等。各级政府还常常税外加税。税额不断提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如陈后主统治年间，为维持其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巧立名目，额外开征，“每岁所人，过于常格数十倍”⒁。北魏王朝征收商税较晚，史载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⒂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⒃不论买方还是卖方，不论成交与否，只在进入市门时，向守着市门的市场管理人员交一个铜钱，税额比南方要轻。

    市场是利薮所在，管理市场的官吏多借其职务的便利。大肆中饱私囊。《南齐书》卷四十《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言道：“司市之要，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许以贾炫，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赀载。凡求试谷帛，类非谦谨，未解在事所以开容?”在传统体制之下，入市经营的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者，饱受贪官污吏的压迫盘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的发展，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市场直接管理机构所在称为旗亭，陈张正见《日中市朝满诗》云：“云阁绮霞生，旗亭丽日明；尘飞三市路，盖入九重城。”⒄市场开市的时间，当时也有规定，一般日中开市，黄昏罢市。梁庾肩吾《看放市诗》云：“旗亭出御道，游目暂回车。……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⒅洛阳建春门外建阳里中建有钟鼓楼，“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⒆

    由于市场上弄虚作假、短斤缺两的行为常常发生，在市场中置标准衡器，为买卖双方提供权威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一个措施，也是调解市场纠纷的办法。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高欢发布命令，在邺城二市及“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⒇其实，这一制度并不始建于东魏时期。据文物考古学者研究，南朝画家张僧繇所绘《执秤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杆秤形象。图虽系后人临摹，但反映南朝实际是可信的。从服饰来看，执秤者很可能是官府掌管秤的官员，所执的秤也应该是制作比较精细的标准器。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中执秤者所提的杆秤与此属同一时代，

却显得原始、粗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比北方地区更为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统治阶级倡导而形成的畸形消费习尚，促成了商业的局部繁荣。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广泛设立、专业市场的大量出现和市场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都市为中心、各地区区域中心市场为枢纽、深入到广大乡村的遍布城乡的商品交换网络，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在市场的建设方面，南方地区远远地走在了北方的前面。南北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为唐代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

    [2]上引资料，并见《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条。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的勘查》，[北京]《考古》]973年第4期。

    [4]并见《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5]《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条。

    [6][7]《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4-1060页，第1020页。

    [8]转引自岑仲勉：《隋唐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0页。

    [9](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0]《北齐书》卷二九《李浑传附李绘传》。

    [11] 《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

    [12]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二一。

    [13](17]《初学记》卷二四“市第十五”。

    [14]《南史》卷七七《恩幸·沈客卿传》。

    [15]《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16]《魏书》卷一一0《食货志》。

    [18]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96页。

    [19]《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龙华寺条。

[20](魏书)卷一一0《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