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页。）。

　　其次，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在验证不同口述者在反映同一历史事件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外，还要考察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观的代表性范围。帕塞里尼认为：口述史料是否可靠，实际上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分析是否能够代表特别是与其本人有血缘和政治联系的那些朋友或亲戚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大多数成员的文化态度和社会历史观。口述史料的代表范围越广泛，其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往往总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所共有的情感、愿望、利益、心态等因素所组成的历史意识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的。帕塞里尼在采访30年代都灵工人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时，他发现：尽管当时法西斯的暴政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但以都灵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意大利民众并没有被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政策所征服，他们在无法公开建立反法西斯组织、宣传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利用都灵工人阶级自己特有的文化形式，如歌曲、漫画、玩笑来发泄对法西斯主义的不满和仇恨。由此，帕塞里尼得出结论：人们的历史意识就像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并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经济实力的强弱来检验。法西斯政府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民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和心态（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第72页。）。换句话说，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以占意大利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历史意识为前提的。可见，研究历史意识，特别是民众的历史意识，要比单纯考证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更有意义，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发展趋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三

　　无论是早期西方口述史学家，还是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家，都对西方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以客观地“再现往事”为目的的西方口述史学的早期开拓者们，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二战以后西方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二战以后，“交通运输业日益发达，政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而是通过电话和各种交通工具直接进行会谈，致使文献资料日益减少。……此外，由于查阅公共文献日益方便，国家领导人也不愿保存完整的记录”（注：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第392页。）。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学方法的确立和应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西方近代政治史料的不足。西方口述史学研究的发源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在搜集和整理近代政治史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美国最大的口述研究项目就是由该中心承担、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对历届美国总统的口述研究。内文斯首先完成了对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的采访资料的整理，并把它保存在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图书馆里。他的后继者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采访了与1952-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一定联系的人士，采访记录保存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中。此后，对历届卸任总统的口述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此外，由哥伦比亚口述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口传史料汇编》，除了在国内受到美国的科研机构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之外，还得到外国史学界人士的采用。前苏联学者西瓦切夫(H.B Cyvachev)编著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美国政治斗争》一书，就采用了《汇编》中的大量的口述材料。

　　第二，口述史学方法的确立和应用，还为各行各业历史的建立提供了搜集史料的有效手段，从而拓宽了西方历史学的研究领域。1951年博姆巴特(Owen Bombard)的口述研究以及1953年欧文斯(William Owens)对亨利·福特(Henry Ford)主持录制的有关德克萨斯石油工业发展状况的口述回忆，不仅为企业主“考察和熟悉自己企业的历史，特别是仔细地研究企业及其管理程序的发展过程”（注：侯成德：《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第31页。）提供了帮助，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特别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关注。此后，各行各业都把口述史学方法视为建立本行业历史的有效手段，口述史从企业史、机构史的研究发展到农业、社会、保险、卫生保健、高等院校、报刊杂志、宗教团体、宇宙航空、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70年代美国出现的公共历史学派(Public History)中的应用历史学派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以“再现往事”为目的的早期口述史学家们过多地关注于对口传史料的搜集与抢救，导致60年代以前的西方口述史学只是停留在史料学阶段，而作为一种治史方法，口述史学的内在潜力还未得到应有的开发。

　　70年代以后，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从简单地确定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态，深入到探讨历史过程的参与者本身的历史意识，特别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这一研究视角的变化，无论是在史学本体论上，还是在史学认识论方面，都对历史学的发展和史学观念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它给了普通人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这样，不仅可以纠正各种史料中遗留下来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偏见，使历史学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且可以增强普通人的主体意识，从而有助于历史学的教育和启迪功能的实现。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学早已超越了昔日那种主要为统治阶级提供统治经验的政治功能，它面向社会公共教育和启迪的功能具有了日益突出的地位。历史学本来就应该成为促进劳动大众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有力工具。但西方传统史学和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都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精英人物的精神作用的结果，至使普通人在以往的历史著作中，只是被看作是大人物的陪衬，是精英统治下的永久牺牲品。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观不仅限制了普通劳动群众通过自我认识这个心理过程了解自己、理解自己，而且大大阻碍了他们自我认知能力的发展。而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通过调动普通人参与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积极性，不仅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些“沉默者”们体会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以及自己在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力量，而且意识到历史写作决不只是学术界少数人的事情，普通人也能够而且也应该在提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知识方面扮演主动的角色，因为“通过晤谈而得到的历史证词是双方合作的学术成果”（注：M.海德：《哲学诠释学和经历的交流——口述历史的范型》，《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42页。）。如果人人都把自己当作历史学家，人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力量，从而自觉地扩大自己社会生活实践活动的范围广度和深度，并用自己在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来分析过去、指导现实、预见未来，那么，历史学的教育启迪功能就可以充分地得以实现。虽说西方当代口述史学距离这一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第二，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住的过去”，不仅增加了历史认识的深度，而且扩大了历史认识的广度。

　　一方面，研究大众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历史关系。因为人们在口述回忆中所陈述的历史事件似乎只是“往事的再现”，但是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