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归纳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可说是依循这三条而展开的。在他一生治学成就最高的唐代文史方面，“地下之实物”最重要的有两部分，一是敦煌文献，二是石刻文献。陈先生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平生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均见《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学者论述已多。但就石刻文献研究来说，他似乎涉足较少，不像另一位唐史大师岑仲勉先生那样有多种石刻研究论著，其论文集中几乎没有研究碑刻的论文。然而，只要细心寻绎他的存世著作，即不难发现，他对石刻文献的掌握和利用，涉猎极广，搜求尤勤，在石刻解读和证史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唐代石刻研究，始于宋代，清代成为显学。石刻的最大价值是保存了唐时文献的原始面貌，多可补订史乘的缺失。清代学者治金石成就突出，但其弊端，正如岑仲勉先生所云，一为过信石刻，凡石刻与史乘有异同处，概曰“自当以碑为正”，二为偏责史实，不明史例，但见石刻有史传不见者，即视为“史之失载”。（见《贞石证史》）陈寅恪先生对石刻与史传关系的论述，更为精当：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瞭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这段话虽就杨树达之著作引发议论，实意在针砭清以降专治金石而忽视经史者。寅恪先生为学生开列治唐史的必备书目，首列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次列《全唐文》和《全唐诗》、宋四大书中的《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唐大诏令集》，而以敦煌材料、碑刻材料和佛教材料殿末（参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均收入《追忆陈寅恪》），正足体现其治史应先重“多数汇集之资料”，次及“少数脱离之片段”的态度。他曾将传世文献归为旧材料，将“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视为新材料，进而说明运用新旧材料的方法：

这一态度，贯穿于他研究唐代文史的各种著作之中。虽不作专门考释石刻的文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如重要石刻有助于恢复“残破的古画”中一山一树面貌者，他都充分利用，决不轻忽。他在《旧唐书、李德裕传》中一段批语，记录他获读李德裕家族墓志后的快意心情：“唐自武宗后史料缺略，故此传末所言多误。近日洛阳李氏诸墓志出土，千年承讹之事，一旦发明，诚可快也！”藉此亦可见他对石刻文献的重视程度。

寅恪先生治史的视野和方法，均较清儒有了极大的转变和进步，但就治学的基本规范，如读书务求善本，务经手校，立说先作札记之类，则仍步武乾嘉，决不苟且。从现存的他的部分读书札记，如两《唐书》札记《唐人小说》批语来看，他将新出石刻可与史传、说部参证者，曾作过大量札记，并记录下两者的同异。如在《旧唐书、李邕传》下，记录可资比较而当时新出的李邕祖孙墓志；在《新唐书》李鹏戡、赵矜、韩仲卿等事迹下，注明宋祁所据的碑志材料，在突厥、回纥诸传中，记下两域付出的相关碑志。这些札记，少部分后来在他身前出版的著作中有所引申发挥，大多则仅见诸札记，可见他读书以储材备用，积累极其丰厚。

寅恪先生对石刻类著作，阅读极广。从有关著作的证引来看，从宋代欧、赵二录起，到清代的《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来斋（排印本误作来斋）金石刻考略》等书，乃至民国间罗振玉的《石交录》、《辽居稿》、《冢墓遗文》、岑仲勉的《续贞石证史》等，皆曾广泛证及。重要石刻的证引，多曾求取善拓，备校众本。如引河北隆平（今作隆尧）《光业寺碑》，既据史语所藏拓，复取同治《畿辅通志》予以参校补阙；引李德裕家室墓志，亦录自原拓；为证明《柳氏传》中天宝十二载知贡举者礼部侍郎“杨度”为“阳浚”之误，他在广征《新唐书》、《唐语林》、《李义山文集》、《唐才子传》等书后，复取颜真卿《元结墓碑》为证，仅此碑即先格《金石萃编》、《八琼宝金石补正》之考录，最后请刘节查北平图书馆藏善拓颜书此碑，始得定谳，并驳正徐松校作“杨浚”之误（详《中国古籍研究》创刊号刊《（唐人小说）批注》）。

寅恪先生据石刻文献以治唐史，最突出的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几则批语中，仍不管精彩的论述，如释桃花石（

寅恪先生在德游学时即有志研治藏学，被称为其“一生治学的纲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三章）的《与妹书》已充分表述志向。他对拉萨保存的长庆《唐蕃会盟碑》极为重视，曾据艺风堂藏拓详加校订，所撰《吐蕃彝赞普石号年代考》，考出彝泰和可黎可足的藏文时音，所据主要即为此碑。在说明吐蕃、日本称唐为汉、建中清水盟文之唐蕃边界、《冯燕传》中的刘元鼎事迹时，还曾多次引及此碑。

城尉杨晋撰，叙赵州象城县僧民为玄宗八代祖宣皇帝（即李熙，唐高祖李渊的四代祖）、七代祖光皇帝（即李天锡，李渊的曾祖）陵园修福田而重饰光业寺事。此碑流布极少（今人杨殿绚编《石刻题跋索引》即未见此碑），传拓又残破缺漫漶严重，仅当地有善拓流传，部分方志有节钞。寅恪先生据史语所藏拓及《畿辅通志》，摘出下列数语：“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谨追上尊号，谥宣庆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中略）词曰：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提供了李唐源出赵郡的铁证。汪荣祖教授《陈寅恪评传》在分析岑仲勉对陈说的反驳时，认为岑氏于陈说所举二大“实物证据”，即赵州昭庆二陵及《光业寺碑》未能提出反证，因而无法动摇陈说，所见较确。在此还可稍作补充的是，近年《文物》杂志据当地善拓及方志所引，发表了此碑全文，对读寅恪先生的著作，不难发现他虽曾援据旧拓及方志，但读出的全碑文字可能并不太多。全碑长达近三千字，寅恪先生前引文字为仪凤间追上尊号文中文字。碑述贞观、麟德间，曾派使臣巡陵，总章间置寺赐额，仪凤间追上尊号，同年又敕二陵以建昌、延光为名，至开元间重修，则纯属民间行为，剌史略表关心而已。这些内容，寅恪先生如全文读到，是不会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