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杨秀清拥有假托“天父下凡”的权力，必然会加剧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为解脱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图通过韦昌辉来抑制杨秀清的骄横，才有出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国之主”，“君权神受”之最高权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诏”形式令韦昌辉诛杀杨秀清而酿成“天京之变”血案，乃是顺理成章。
先看以下几则材料。
据王定安《湘军记》载：“……秀清招饮，昌辉戒备以往，即席刺之，……乃令于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
又据罗敦融《太平天国战记》载：“……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入卫。韦昌辉与秦日昌领精卒，五日驰至，夜深叩水西门，卫不纳，曰：‘无东王令箭，城不启。’韦昌辉怒曰：‘吾奉东书，汝辈敢阻？’卫士惧，乃纳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辉夺门，卫士殊死战，昌辉大呼奉诏讨贼，顺才释勿罪，渐散去。昌辉逼秀清卧内，系之以献，族其家。”
再据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载：“北贼探伪诏出，言：‘天王有诏，秀清谋逆，希僭大号，众共殛之。’”
综合以上几条材料，虽然在细节上并非都可以相信，但我以为，大体上可以看出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的大致情况。
不过，也有人认为，迄今为止天平天国文献中，并未留下天王密诏有关内容的记载，因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是“不符合事实，不可靠的”。据此，亦有韦昌辉伪造天王密诏一说。
其实，有关“天京之变”的真相，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至今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以为，虽然“天王密诏”内容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高级领导人留下的材料中，没有相应的记录，但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因为既然是密诏，无疑属于最核心机密，对外也无必要正式宣布。同样，韦昌辉奉有密诏，当然以秘密回京，发动突袭为宜。
我们再具体地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是若洪秀全无诛杨密诏，恐怕韦昌辉也无此胆量。切记，当韦昌辉率部闯入东王府之时，乃是“理直气壮”地“大呼奉诏讨贼”。再则，如无天王密诏，洪秀全为何始终未出来澄清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事后洪秀全曾遣人谕韦昌辉曰：“我本无杀渠意。”看来，洪秀全的确给韦昌辉下达过密诏。
二是韦昌辉既然是奉天王密诏勤王，不诛杀杨秀清，又何来勤王之举？因为从历史上看，历代发生的勤王事件，大抵以流血为代价。
三是尽管事后洪秀全曾指责韦昌辉“杀人太多”，但他对于所谓“矫诏”大罪则闭口不提。
四是对“天京之变”发生的前兆或曰蛛丝马迹，洪秀全岂会充耳不闻？事实上，他采取了听之任之，不予制止的态度。对此有人认为，洪秀全是无力制止。理由是他虽贵为天王，却不能直接指挥太平军，更没有自己的直属部队，所以他对韦昌辉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我却不以为然。其实，洪秀全不是无力制止，而是制止不力。或曰他不是无法制止，而是没有制止。问题的关键是，洪秀全极有可能在暗中操纵了这场阴谋（李圭在《金陵兵事汇略》中就记载天王的妻子赖氏曾设计除东王一事）。
最后的结论是：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假借韦昌辉之手诛杀杨秀清，而后又杀韦以灭口。是故，洪秀全实为“天京之变”之罪魁！
史载：
1856年11月，洪秀全下令处死韦昌辉。12月，太平军溃败于武昌，汉阳失守。
1857年6月，石达开率兵十万，离开天京。7月，清重建“江南大营”，进犯天京。12月，镇江，瓜州，浦口失陷，天京被围。
1864年5月，太平天国之江，浙重要城镇尽失，天京孤立无援。6月，天王洪秀全服毒自杀。7月19日，天京失陷，天平天国覆亡。
总而论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之事件，为我们探求“天京之变”的真相，无疑提供了某些历史依据。
如果说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洪，杨之间权力斗争的导火线，那么，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杨而导致的“天京之变”血案，不仅意味着洪，杨，韦权力三角关系的彻底解体，同时也标志着太平天国由盛变衰，最终走向了覆亡之路。
或曰：“权力腐败人心。”“绝对权力而失天下。”信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