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史家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上冷静、客观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之路，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他们分别确认：
“这次新政是在的角度看，这是自持目的“正义”，而敢于不择手段。“护法”时期，孙文还一再故伎重演；后来，蒋介石掌权，更频频效尤；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股浊流。
这一举措带来严重后果。
“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摧毁国民党和国会找到了藉口。他轻而易举地以叛乱为由，宣布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和强大而合法的反对党制衡的寡头总统！由于失去制度约束和合法反对派的牵制，御用的参政院顺利成立；稍后，就是由这个参政院两次推戴，把袁世凯抬上皇帝宝座的。历史明确记下：不是国会贻误了中国，而是撇开国会和法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京津当记者，“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li]这段自述表明，他熟悉和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状况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lii]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国民党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导群体的脑袋中扎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有些论者反对激进主义，却没有注意这一情况。他们察觉了激进的恶劣后果，但错误地归罪于启蒙。其实，问题恰恰出在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领袖”、“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的体现。改变这个状况，要多种条件汇合。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开民智，尤其是开官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有意无意把启蒙等同于激进，既混淆了概念，亦与事无补。至于有的人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肯承认或不愿坚持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不能逾越的底线，那就更加难于理解了。
以上情况表明，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liii]改组后的国民党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与国际接轨”为朝野上下所接受，表明历史毕竟在前进。
研究清末新政的成功与失败，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
注释：
[i] 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
[ii]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iii] 参阅：任达著 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iv]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v]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vi] 张之洞：（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vii]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viii]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ix] 《光绪朝东华录》总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 胡燏棻：，《光绪政要》卷二十一，叶十五。
[xi] 第二条，《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北京。
[xii]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4，刑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9996页。
[xiii]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79、85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xiv] 白吉尔著 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xv] 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8~929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
[xvi] 陈独秀：，《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xvii]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5、61、63页，观察社1948年11月四版上海。
[xviii] 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
[xix] 时至今日，知识阶层有些人似乎仍未正视这个历史教训。一听到“经济自由”的呼声，他们立即说：这是争取洗钱的自由！是为特权阶层争自由！看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两翼：自由空间与相应的法治；而这两翼又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要对付洗钱，法治应该大大加强，就认为经济自由亦可不要。同清末民初一样，说这些话的，大体上也是一些人文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人。他们有两个很煽情的口号：一是哪个资本是干净的？据说，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上市，有数以百计的有关人士成了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拥有的资本（股票）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二是两极分化，5~10%的少数人富可敌国，占有大部分财富。市场经济诚然有很多毛病；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它不过是人类迄今建立的最不坏的经济制度而已。但应明确指出：1，5~10%的人手中的钱很大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消费资金，而是社会资本。差别在于这些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还是由企业家运作，对社会更为有利（成本更低）？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中间大，两头小），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三大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工农、城乡）日趋消灭的社会。3，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计划经济是平均分配贫困；在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而法治健全的社会，却能够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障。
[xx] 《光绪朝东华录》总4864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xi] 孙文：《咨参议院
“这次新政是在的角度看，这是自持目的“正义”，而敢于不择手段。“护法”时期，孙文还一再故伎重演；后来，蒋介石掌权，更频频效尤；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股浊流。
这一举措带来严重后果。
“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摧毁国民党和国会找到了藉口。他轻而易举地以叛乱为由，宣布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和强大而合法的反对党制衡的寡头总统！由于失去制度约束和合法反对派的牵制，御用的参政院顺利成立；稍后，就是由这个参政院两次推戴，把袁世凯抬上皇帝宝座的。历史明确记下：不是国会贻误了中国，而是撇开国会和法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京津当记者，“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li]这段自述表明，他熟悉和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状况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lii]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国民党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导群体的脑袋中扎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有些论者反对激进主义，却没有注意这一情况。他们察觉了激进的恶劣后果，但错误地归罪于启蒙。其实，问题恰恰出在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领袖”、“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的体现。改变这个状况，要多种条件汇合。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开民智，尤其是开官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有意无意把启蒙等同于激进，既混淆了概念，亦与事无补。至于有的人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肯承认或不愿坚持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不能逾越的底线，那就更加难于理解了。
以上情况表明，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liii]改组后的国民党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与国际接轨”为朝野上下所接受，表明历史毕竟在前进。
研究清末新政的成功与失败，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
注释：
[i] 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
[ii]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iii] 参阅：任达著 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iv]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v]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vi] 张之洞：（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vii]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viii]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ix] 《光绪朝东华录》总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 胡燏棻：，《光绪政要》卷二十一，叶十五。
[xi] 第二条，《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北京。
[xii]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4，刑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9996页。
[xiii]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79、85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xiv] 白吉尔著 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xv] 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8~929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
[xvi] 陈独秀：，《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xvii]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5、61、63页，观察社1948年11月四版上海。
[xviii] 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
[xix] 时至今日，知识阶层有些人似乎仍未正视这个历史教训。一听到“经济自由”的呼声，他们立即说：这是争取洗钱的自由！是为特权阶层争自由！看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两翼：自由空间与相应的法治；而这两翼又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要对付洗钱，法治应该大大加强，就认为经济自由亦可不要。同清末民初一样，说这些话的，大体上也是一些人文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人。他们有两个很煽情的口号：一是哪个资本是干净的？据说，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上市，有数以百计的有关人士成了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拥有的资本（股票）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二是两极分化，5~10%的少数人富可敌国，占有大部分财富。市场经济诚然有很多毛病；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它不过是人类迄今建立的最不坏的经济制度而已。但应明确指出：1，5~10%的人手中的钱很大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消费资金，而是社会资本。差别在于这些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还是由企业家运作，对社会更为有利（成本更低）？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中间大，两头小），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三大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工农、城乡）日趋消灭的社会。3，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计划经济是平均分配贫困；在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而法治健全的社会，却能够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障。
[xx] 《光绪朝东华录》总4864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xi] 孙文：《咨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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