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饱受凌辱的时代，形势迫使中国吸收先进文明。直到本世纪，中国人才开始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自己的古史，但最初尚无断代史的概念。中国古史绵长，史料丰富，非任何个人所能贯通，因而很快形成了各断代史的分支。大约直到二三十年代，方才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本世纪的上半期，大致可作为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期。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学问渊博，在20—40年代，先后发表论文二三十篇，涉及宋代的中，各种武装力量的兵源主要都来自农民。如果认真考察反叛领袖人物的阶级状况和史，以唯心和唯物之争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然而在中国古代经学中，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却从来不是争议的重要命题。古代哲人使用诸如“道”、“理”、“气”、“太极”、“无极”之类名词，有时也难于用现代的精神与物质两词予以界定。至于“阴阳”一词，与矛盾统一律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难以用后者包容和取代。

　　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将古人的自然观与社会观予以区分，说古代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而社会观又不可能是唯物的，这是古代唯物论者的缺陷。其实古人一般都强调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今人要对他们的自然观与社会观强行区分，只怕就不合适了。在宋人文集中，往往有不少诸如祷雨、谢雨、祈雪、祈晴等疏文，这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原不足怪，但确实也反映了他们的迷信思想。然而一些思想史研究者却对这类文字忽略不计，而照样论述此类疏文作者的唯物论，似乎此类疏文全然不足以动摇他们的论断。依笔者之见，此类疏文恰好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自然观，而不应忽略不计。

　　宋代史学当然是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对宋朝官修史籍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史学巨著，研究文章较多，《资治通鉴丛论》是一部重要的论文集。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一书，则对《通鉴》的记事错误，作了十分精心的推敲。裴汝诚和许沛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则是对中国古代私撰的最大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重要研究论著。对今存《宋会要辑稿》一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是王云海和陈智超，他们分别撰有《宋会要辑稿研究》、《宋会要辑稿考校》、《解开〈宋会要〉之谜》以及不少论文。陈智超的突出贡献，是复原了《宋会要》的《食货》和《举士》的部分目录，并对今存《宋会要辑稿》提出尽可能合理的目录重新编排方法。王云海将保存在浙江图书馆的《宋会要》清本和北京图书馆的残卷，无私地告知了陈智超、郦家驹、王曾瑜等人，陈智超将残卷整理成《宋会要辑稿补编》出版。对宋代另一重要编年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来可泓撰写了不少论文和《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研究中，对《要录》一书仍沿袭了不少官修《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