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2886)记述修筑直道一事,是将铺设直道与修建万里长城并列,明确显现出直道的修筑,与秦北方边防体系的建设,具有直接关联。
[2]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原刊《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435~453。
[3]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4]《光明日报》1984年8月19日第2版《为摸清秦代另一巨大的国防工程故迹,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
[5]王开《秦直道新探》,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页11~21。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页73~76。《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6月24日《陕北发现秦直道遗迹》。
[6]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原刊《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页101~116。
[7]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刊《文博》1988年第4期,页15~20。
[8]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55~499;又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再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俱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500~515,页516~520。
[9]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辑,页89~105。
[10]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陕西分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上册《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页74~75。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12]《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8。
[13]《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6~2567。
[1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6。
[1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4~265。
[1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70。
[17]别详拙稿《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拟刊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53。案此点参考了王子今在鄂尔多斯东胜“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2005年7月27日至30日)上提交的论文《秦直道的历史文化关照》。
[19]《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案《汉书·地理志》记西汉五原郡乃“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又秦汉郡名往往与郡治所在县相同,如九原郡的邻郡云中郡,治所即设在云中县,据此推测,汉五原郡治九原县,应是由秦朝沿袭而来,即秦九原郡治九原县。
[20]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页278。
[21]今本《三辅黄图》(北京,中华书局,200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本)卷二,页138。
[22]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本影印清毕沅刻本)卷四“宫室”二,页93。另外,《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正义》引《关中记》(页2409),说法也比较接近。
[23]《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一,京兆府云阳县,页10。
[24]今本《三辅黄图》卷二,页143。
[25]如今本《三辅黄图》卷六,页376。
[26]《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页2909。
[27]《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唐颜师古注,页1263。
[28]《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页2902。
[29]《元和郡县志》卷一,京兆府云阳县,页12。
[30]《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二“甘泉宫”条,页42~43。
[31]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38。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一《秦宫》“林光宫”条,页62。案史念海随后在《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83~490)一文中,复又援依《三辅黄图》的记述,谓甘泉宫为秦始皇所建造,但没有展开具体论述。
[32]王士点《禁扁》(上海,古书流通处,民国影印清康熙曹寅刻《楝亭十二种》本)卷甲“宫”类“秦云阳宫”条(页2a),谓“林光宫一名甘泉,二世作”,与通行说法不同。
[33]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原刊台北《大陆杂志》第41卷第1期,此据大陆杂志社印行《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二册,页445)一文,已经指出这一点,但没有详细论述。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7。案《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八七《西羗传》(页2874),在记述秦昭王母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事时谈到:“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据此,似乎在秦昭襄王时期,已经建有甘泉宫。但是,《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记同事本作“杀义渠王于甘泉”,无“宫”字。《后汉书》时代偏晚,甘泉宫在秦昭襄王时期是否已经兴建,可姑且存疑。
[3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页230。
[36]《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3。
[37]《史记》四九《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页1986;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页232)同谓云阳有“秦始皇甘泉宫”。
[38]《玉海》(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卷一五《地理·地理书》“唐括地志”条,页288。
[39]此外,《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页3534)记述说,西汉之“甘泉(宫),本秦离宫”,也透露出秦时即有甘泉宫一名,可以与《史记》和《括地志》的记载相印证。
[40]《雍录》卷二“甘泉宫”条,页42~43。
[41]徐卫民《秦甘泉宫所在位置辨》,原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1998),此据作者文集《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页41~48。
[42]《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2512;又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7。
[43]《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2510。
[4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3。
[45]《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2511。
[4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7。
[47]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据大陆杂志社印行《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二册,页443)。案徐文对这段文字的句读形式,做有专门论述,徐氏即谓文中“复居甘泉宫”句,与太后无涉,应当是指秦王政本人。
[4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41。
[49]黄永年《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一文,早已指出:“逐客之议,实始发于不韦之免相。”此文原刊《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第二十三期,1947年6月23日,此据作者文集《文史存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页37~40。
[50]《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40~2546。
[51]《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一班固《西都赋》唐李善注引《汉宫阙疏》,页24。又今本《三辅黄图》卷一《秦宫》“林光宫”条(页62),也记载说林光宫为秦二世皇帝“胡亥所造”。
[52]秦始皇巡游天下,本身也是一种体现其统治权威严肃而重大的政治行为,并非徒事游山玩水。
[5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
[54]《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本)卷八六《皇王部》一一“始皇帝”条(页408)引《史记》。
[55]案“已而”之“而”字,为今本《史记》所脱佚。《太平御览》卷八六《皇王部》一一“始皇帝”条(页408)引《史记》作“已来”,“来”字亦不通;此据《雍录》卷二“甘泉宫”条(页42)引文补。又《三辅黄图》卷一(页21)所承用之《史记》这段记载,同作“已而”。
[56]《太平御览》引文“郦山上”之“上”字,疑衍,故不从;唯据《御览》增补此字亦通,不影响本文所论述的问题。
[5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案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据大陆杂志社印行《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二册,页445)一文已经指出,此“甘泉前殿”应即云阳甘泉宫的前殿。
[5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5~266。
[59]参据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下篇二《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页192~193。
[60]《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页2909。
[61]《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页467~468,又页482。
[62]《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三八《礼部》上“郊丘”条(页682)引卫宏《汉旧仪》佚文。
[63]《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页2408。
[64]《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页2528。
[6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并《索隐》,页1408。
[6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6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6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9。
[69]《汉书》卷三一《项籍传》颜师古注,页1806。《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并《正义》,页1811。
[7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6。
[71]《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42。又卫宏《汉官旧仪》(北京,中华书局,1990,《汉官六种》本)卷下(页50)谓“内郡为县,三边为道”。秦时即设有此等以“道”为名的政区,则可见之于湖北云梦龙岗秦简和睡虎地秦简中大量县、道并称的法律条文。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73~74,页81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之《语书》,页15。
[72]《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6。
[7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17~18。
[7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6。
[75]《水经·沮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一六,页24b~27a。
[76]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十二章第一节《汉太上皇陵》,页127。
[77]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77~478。
[78]《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正义》,页2886~2887。
[79]《元和郡县志》卷三,宁州襄乐县,页66。
[80]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41~449。
[81]案,此书罕见,通行书目,未见著录,我见到的是民国萧之葆抄本,今藏陕西旬邑县文化馆。数年前,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的王京阳先生,携此书复印本来京,出示令协助判断其是否为久已失传的先秦古乐经,因涉及直道走向,当时特摘录文氏自序数语。
[82]见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陕西分册》上册《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页74~75。
[83]程龙《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待刊。
[8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48~2552;又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7~2570。
[85]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106~110。
[86]参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87]《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9。
[8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7。
[89]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106~110。另外,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79)之《秦统一图》(页23~24)所标绘直道走向,与王北辰等基本相同,依据的应是同样史料。
[90]《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9。《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6~1399)、卷一二《孝武本纪》(页472~476)所记略同。
[91]《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页3293~3295。
[9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4;又卷三二《齐太公世家》,页1513。参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页490~492。
[93]参见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511~514)一文对此所做考述。
[94]《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2~1813。
[95]事见《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九《燕策》一“苏秦将为纵北说燕文侯”条,页1039~1040;又同卷“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燕王”条,页1052。
[96]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106~110。
[97]《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18b。
[98]《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1。
[99]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59~470。案史氏本谓秦始皇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即走经过肤施的道路,所以,秦人无由至三十五年便又重新翻修这条道路。但秦始皇三十二年这次巡行“从上郡入”的具体路线,史籍没有明确记载,这种推论,似乎还需要慎重对待。
[10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
[101]《汉书》卷五一《贾山传》,页2328。
[102]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秦直道遗址的陈列,即作如此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