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政府实行“与民无禁”的政策，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的太原为交通要冲，四方商货集散，流通贸易繁荣。

　　自“白登之围”后，汉与匈奴建立了“和亲”关系。山西商人经常用丝织品、酒和其他手工业品与匈奴人交换牲畜与毛皮制品。由于双方贸易是互利的，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所以边贸长盛不衰。

　　晋阳是各地物资集散之地。晋阳地区贸易主要是以马匹为主的畜产品及金银珠宝等物。

　　晋阳地处交通要冲，是北方马匹输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河西马匹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河西马匹进入中原以前，必需在晋阳一带驯养，以适应中原的气候环境。

　　北齐晋阳城商业繁荣，商贾云集，且有外国商人出现。太原南郊的北齐娄睿墓壁画中的载物驼队画，为首一人头顶光秃，前额与脑后、鬓间仍乌发如墨，鼻子肥硕高耸，浓眉环眼，好似大食人形象。右后一驼上驮个大软包，两驼间的一人高大修长，高鼻短胡，浓眉深目，似为波斯人。后一驼驮大软包、虎皮垂囊与丝绸等物。这些画面反映了当时晋阳与境外商人的贸易情况。

　　西晋至北魏统一北方前，战乱频繁，游牧民族相继入侵。他们肆意抢掠，冲击农耕，使工业凋敝，商业停滞，社会经济衰落。北魏统一北方后，直到太和初年，仍然“钱货无所周流”。

　　城市建设与繁荣盛况

　　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繁荣。纵观这八百年间的太原城，规模扩大，建筑增多，人口增加，消费上升，佛教迅速传入，并很快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公元前248年，秦将蒙骜攻占晋阳城设太原郡。汉初，刘邦为防御匈奴南侵，派韩王信镇守晋阳，改太原郡为韩国，以晋阳为国都。公元前196年，西汉为巩固边防，并雁门、太原郡为代国，封其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城。从此，晋阳城一直作为山西中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西晋末，经过“八王之乱”，晋阳城遭到严重破坏。公元307年，刘琨任并州刺史，大力招纳流民，“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发展生产，晋阳城再度重建。

　　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晋阳城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坚固的城池，成为群雄逐鹿交替控制的地方。在以后的70余年间，晋阳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秦、西燕后燕占据。其中，公元385年，前秦苻坚子苻丕曾在晋阳称帝，改年号“太安”。

　　北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圭发兵40万从平城攻入晋阳，晋阳成为北魏南下中原、东出河北的交通枢纽与军事基地。北魏皇帝拓跋圭、拓跋嗣与拓跋宏都曾亲临晋阳巡视，其后百年，晋阳局势相对稳定，城市得到恢复发展。

　　公元500年，秀容部酋长尔朱荣盘踞晋阳，以太原王的身份操纵北魏政权。公元532年，尔朱荣部将高欢进据晋阳。高欢深知晋阳的地理形势与军事地位之重要，在晋阳建起“大丞相府”。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以大丞相身份独揽东魏大权，常年坐镇晋阳，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夺东魏政权而立北齐。东魏、北齐两朝，晋阳虽为别都，但其政治、军事地位实比都城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更重要。

　　高欢不仅于晋阳建立了大丞相府，而且创建了周长27里的“晋阳宫城”。后来，北齐武成帝又在晋阳修筑了周长4里的“大明宫城”，超过了北齐都城邺城的宫殿。同时，还于当时的汾河东建立了晋阳东城。

　　高欢还将晋阳郊区的唐叔虞祠修葺一新，由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祖鸿勋作《晋祠记》，“晋祠”之名从此著称于世，被郦道元称为“晋川之中最为胜处”。天保（550～559年）年间，高洋在晋祠大起楼观，穿凿池塘，飞桥架水，兴建凉亭水榭，命名“难老”、“善利”二泉，建“望川亭”于悬瓮山，颇具“别都之胜”。齐后主高纬在晋阳西山广建佛寺，著名的有童子寺、定国寺、开化寺、圣寿寺、法华寺、天龙寺等。这些佛寺僧尼众多，一夜燃油万盆，光照晋阳宫内。又开凿石窟，镌刻佛像，这就是今天的天龙山石窟。

　　东魏、北齐时，商贾聚集晋阳，他们除进行商品贸易之外，与权要人士的交往也非常密切。商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渗透政治领域。“富商大贾朝夕填门”（《北齐书》卷50《和士开》载）。当时晋阳城内显官贵妇聚居，外国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各方珍奇异宝荟萃于此。高欢依附尔朱荣时，“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被任命为晋州刺史。因此，晋州等地的金银珠宝涌入晋阳城，再通过这些“要人”及其命妇，流到市场。

　　当时晋阳城内还集中了大量其他财物。后主在“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宫女“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

　　总之，秦汉魏晋时期，晋阳一直以区域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地位，成为群雄竞相争夺的地方。到了东魏北齐时，晋阳则是实际上的都城，城市建设、商业、手工业空前发展，是这个时期山西城市发展的典型。

　　道路修建与交通运输

　　太原主要交通大道形成较早，这是太原在古代中国北方所处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地位所决定的。

　　一、陆路

　　秦统一中国后，“坠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了战国时期区域间的交通阻隔。公元前220年，秦治驰道，“高出地面，用铁椎筑土”，道茬坚实。道宽50步，每隔3丈树青松为志，宽阔平坦，森严蔚然。秦代驰道贯通全国，纵横辐射。其中一条为河东干线，由陕西咸阳东北起，越河过蒲津桥，经平阳、晋阳，堑山湮谷出长城直通云中。此外，由太原至石家庄市东有一条大道与河北驰道连接。公元前228年，秦始皇由邯郸至太原，由太原西至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南）巡游，说明邯郸至太原、太原至上郡也有大道。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出游途中病死沙丘（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当时秘不发丧，大车队继续由井径口（今平定旧关）入晋，由太原而北出雁门（今右玉县境）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再由直道至咸阳。说明太原至雁门有大道。

　　汉代恪守秦制。凡驰道通过的县，一律令其随时修缮保养。东汉以后，随着驿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汾河谷地交通要道上的驿亭分布日广。

　　东魏时，平阳太守封子会曾修筑了从平阳北出汾州达太原的大道，取名千里径。

　　秦汉时期继续开发太原通往晋东南的大道。由晋阳至祁县东观，顺胡甲水（今子洪水）过屯留、长治、高平到晋城。又一路由太原至榆次、榆社、左权，出黄泽关（今左权县东南界），达邺（今河北省磁县南）。

　　太原以北道路主要修建于秦汉时期，郡治与郡治之间有车马大道相联。此路由太原、广武（今代县）直至平城（今大同市）。

　　北魏统一北方，由平城迁都洛阳。高欢自立为北魏大丞相，仍居晋阳遥控洛阳，政事往来以晋阳为中心。东魏、北齐时期，霸府晋阳与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交通甚为便利。主要大道路有：晋阳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村）、晋阳至洛阳、晋阳至长安、晋阳至平城（今大同市）等。

　　二、水路

　　西汉时期，大力发展水路交通，解决漕运砥柱之险，进一步勾通了山西与陕西关中水上交通。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武帝曾乘楼船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入黄河北上，到万荣庙前村入汾河，留下著名的《秋风辞》：“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汉宣帝五风四年（前54年），河东、太原、上党地区“岁数丰穰，谷贱伤农，石谷五钱”。于是漕运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京师长安。当时汾河漕运能上溯到太原盆地。（《资治通鉴》卷27《汉纪十九》）。

　　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汾河漕运受到影响。北魏后，东魏政权占据了山西地区，兴和二年（541年），高欢令各州于滨河地方和津梁所在地建仓廪，积储粮食，以备转漕运供应军需、赈济灾荒。在并州，他继续利用并发展了太原与羊肠坂之间的漕运。因为并州为东魏北齐立国之根本，“转漕太原，以供军需，以固根本”，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