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53]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54]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
   在后世记载中，土木之战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所谓明军五十万精锐一朝尽丧于瓦剌二万众之手，多被归咎于明军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为。正统末明军的战斗力当然已不如洪武、永乐时，但此时距永乐时期仅二十余年，距宣宗率京营亲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军队实力下降当不致如此之快，土木之战中明军规模并非五十万，而是二十万，或可稍为明军战斗力低下的解释。从群臣击杀王振余党开始，后人就把英宗被俘归咎王振。《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赞曰：“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是有代表性的说法。但英宗以永乐、宣德亲征获胜为楷模，在瓦剌日益侵逼、边报日急的形势下亲征，也是合理的选择。史载王振在到达土木堡后贪等辎重而不入怀来，又错选扎营地点，以致为瓦剌追及。[55]实则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明军就地驻营乃至无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明军情报错误，进无敌踪，退为所乘，才是致败的主因。而宣府东北防御崩溃，给瓦剌敞开大门以伏击明军，宣府兵在战局紧张时不予配合，使瓦剌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56]总之，土木之战的结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宦官弄权在本次战争中并非明军失败的关键因素，而明军战斗力下降应是制度多年败坏的结果，当时并非后世所渲染的那么不堪一击。
   由于明代军数是当时的秘密，历来对不同时代京营的规模众说纷纭。明代后期往往有诸如“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的说法，虽不可靠，却经常被现代学者引用。其实，就某些特定时期而言，根据《会典》提供的制度资料，《实录》提供的军事调动与军队分配情况，以及当时方志、笔记提供的具体数字，具体探讨京营规模并不困难。这对解决一些历来难有定论的战争、军事制度问题或有裨益。
   关于明前中期史实，同时代记载本已匮乏。在明军人数这个问题上，李贤虽有较准确的记载，《实录》却不加采用。明代中后期史学家撰述时，多辗转传抄，对史实往往不加辨析，或照录刘定之耳闻号称之辞，或虽有疑问却不能解惑，致使以讹传讹，五十万大军尽丧土木堡之说遂成定论。清初人私修明史，又率抄袭明人旧说，乃至妄省文句，使讹误更深。至修《明史》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出解释，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不但贻误后人，且难免夸大失实之讥。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


[1]刘定之《否泰录》，《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本。
[2]见高岱《鸿猷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郑晓《吾学编·北虏考》（隆庆三年刻本），《宣府镇志》卷三《巡省考》（《中国地方志丛书》本），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薛应  《宪章录》卷二五（万历二年刻本），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万历二十八年刻本），雷礼《皇明大政记》卷十一（万历三十年刻本），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等。唯黄光升《昭代典则》（万历二十八年刻本）作“官军五十万”。
[3]《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条。
[4]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查继佐《罪惟录》卷六（《四部丛刊三编》本），夏燮《明通鉴》卷二四等。
[5]李实《李侍郎使北录》，《国朝典故》本。
[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
[7]叶向高《四夷考》卷六（《宝颜堂秘笈续编》本），《名山藏·典谟记》卷十二（崇祯刻本），《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8]见《献征录》卷十三、卷二十诸碑传。
[9]《张太岳先生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万历四十年刻本。
[10]李贤《天顺日录》，《国朝典故》本。
[11]见《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12]《献征录》卷一三《大学士曹文襄公鼐传》和《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引唐枢语均有“死者十余万人”的记录，无人注意。
[13]《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14]见《  山堂别集》卷六五《亲征考》，《殊域周咨录》卷十七。按严从简误记朱勇为张辅。
[15]《明英宗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庚寅条、甲午条。
[16]马自树《明代兵制初探（上）》（《东疆学刊》1985年第2期）与黄冕堂《论明代的京营》（《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均有详细的总结，二人并指出“七八十万”之数乃包含了所有京畿卫所与班军。
[17]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营政通例》。
[18]《明宣宗实录》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丙戌条。
[19]《明英宗实录》卷三五正统二年十月甲戌条。
[20]祁三七正统二年十二月辛未条。          
[21]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四《职方清吏司·城隍一·都司卫所》。参见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京卫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当时陵卫仅三个，较万历修《会典》少六个，陵卫均由五府所属京卫改置，故共三十九卫而非三十三卫。
[2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寅条。
[23]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
[2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条。
[25]《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九正统十四年六月戊寅条。
[26]关于“私属”，实难判断其所占比重。正统末募兵和家丁尚未成为普遍现象，故其规模不会太大。明人一直以“私属”冠于“五十万”前，未尝不是因五十万不可信而作的含糊之辞。
[27]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壬戌条。
[2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29]见金幼孜《北征后录》，《国朝典故》本。
[30]哈铭《正统临戎录》，《国朝典故》本。
[3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辛酉、壬戌条。土木堡南十五里应为桑干河与清水河。
[32]《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卷七保安州山川条载：“鹞儿岭在州城西北四十里”，建置沿革条载：“景泰二年，以僻不便往来，城雷家站，移置州、卫治于此。”则雷家站即后来保安州城。
[33]《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长安所城……正统间都督杨洪砖石包修，属堡曰靖安、靖虏……洪赞、麻峪口、大海头……共十有九。”长安所城即长安岭堡。观《宣府镇志》附图第三幅，长安岭堡位于土木堡以北群山之中，北联雕鹗、赤城。麻峪口堡作为长安岭堡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