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内日本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的考察方向作了展望。该书由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温、菊池英夫和佐竹靖彦等五位著名学者担任编委，由吉川忠夫、漥添庆文、中村圭尔等16位历史学家撰文集成。该书所收都是经1993年11月由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中国史学会、龙谷学会等四个团体在京都龙谷大学共同举办的会名与该书书名相同的讨论会遴选出来的代表性论文。其中，有的论文将重点放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分析，有的论文则对未来的课题作了规划和探索，不管是哪种形式，都可以看到执笔者对于所承担的专题持有的总的观点或构想，给人们以统揽全局的启示，该书的领衔之作则是谷川道雄的《总论》，它是全书的纲领。
   谷川道雄在《总论》中陈述了他一贯的看法。他指出，战后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可以以70年代为界线划分成前后两个半期，前半期是争论的时代，后半期则相反，是没有争论的个别研究的时代。在后半期中，研究者的倾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与其说是学术界内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充激情的使命感业已冷却，一种务实的情绪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与时间的连锁相比，研究者们对历史现象怀有更强烈的关心，他们不仅对历史现象的逻辑意义提出问题，而且更多地讨论其形态与功能。但是，这种与前半期截然不同的研究倾向，是在前半期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充分地消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变。所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只有在回顾前半期的争论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当前研究中的问题。谷川道雄《总论》的重心也就落在了争论的时代。
   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争论的中心议题是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在战前，已经出现了内藤湖南创立的京都学派说；在战后，由前田直典发韧，经过西嶋定生、堀敏一、仁井田陞等的努力，形成了与京都学派的思路迥异的所谓历史学研究会派说，而两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并行前进的双轨。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前者认为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中世向近世的转变，后者却主张这是从古代到中世的发展。当然，所谓古代、中世与近世的概念，都是以同欧洲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比较为前题而产生的。这种区别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性质成了争论的最大焦点，按照京都学派说，这一时代属于中世；依据历史学研究会派说，这一时代位于秦汉延长线上的古代。
   如何看待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贵族制，在不少著作中也称为六朝贵族制，是两派之间最大的分歧点，内藤湖南曾对贵族制的起源与性质下过定义。他指出，魏晋南北朝贵族既非氏族贵族，也非武人出身的领主阶级，它的基础是已经成为地方望族的官僚世家。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贵族不是古代贵族，而是经过官僚制时代即皇权时代形成的中世贵族；但是，它又不同于欧洲与日本的领主阶级。冈崎文夫将该时代的政治史描绘成为自立的贵族势力使当时的政权实现贵族制国家化的过程，以此证实内藤湖南的贵族政治。宫崎市定则在战后发表了几篇考证文章，论证六朝贵族的土地所有制是建立在农奴制耕作的基础上的。而《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则是宫崎市定在六朝中世说中取得的最大成就，他证实了在这一时代特有的选举制和官僚制中始终贯穿着贵族制。在他的影响下，贵族制和官僚制的关系成了战后学术界争论的中心课题。宫崎市定的另一个观点是，作为地方豪族的生活据点的庄园式农村是贵族阶级的经济基础。宫崎市定的研究与贵族阶级的独立性相关，他从社会经济和制度方面将内藤湖南的主张具体化了。
   宫川尚志则有意识地将六朝中世说加以发展，他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宗教等方面展开了论述。此外，宫川尚志还将这一时代看作是可以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相比的宗教时代。宇都宫清吉则在《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中使用了“自律性”一词来表述六朝的时代格，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人格，并将其命名为时代格。他将秦汉的时代格规定为“政治性”，而将六朝的时代格规定为“自律性”，并认为，既是六朝时代的发展又带有几分回归秦汉时代倾向的隋唐时代是“政治性”与“自律性”的综合。所谓“自律性”，就是说存在与运动的契机潜藏于其内部。宇都宫清吉指出，中国中世的起始在秦汉，终结在隋唐，而其中最具有中世特点的性格是六朝的“自律性”，体现这种“自律性”的则是贵族阶级。从
这个意义上说，六朝贵族与以皇权为中心运作的“政治性”不同，它是立足于独立的权威之上的。
   虽然京都学派探索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们都认为魏晋南北朝社会以贵族阶级为中心创造出了与运用皇权进行管理的体制水平截然不同的局面，并且成了社会的主体。与京都学派相反，历史学研究会派是从与秦汉的连续性来理解魏晋南北朝的。战后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是前田直典。他认为，六朝时代的大土地经营中的主要耕作劳动力并非农奴，而是奴隶；而且，均田农民也非国家的农奴，他们是半奴隶性质的存在。也就是说，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双方都在依靠奴隶制劳动经营。于是，他将这一时代列入了古代的范畴。
   50年代，西嶋定生就私人经营中的奴隶制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型奴隶制的构想。掘敏一则把均田制看作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最终形态，并认为由于古代奴隶制的解体而展开的佃户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来，将唐宋变革说成是从古代奴隶制社会向中世封建制社会转变就顺理成章了。于是，截止于唐代划归古代的分期说便宣告成立。
   但是，50年代后期，西嶋定生自己撤回了他的奴隶说，从而引起了历史学研究会派说的全线崩溃；不过，随后又被西嶋定生用个别人身支配这一概念重建起来。西嶋定生的新的概念认为国家等于皇权，它从人身上掌握着每一个人民，从而形成汉代的基本的阶级关系。这种体制可以理解为所谓总体奴隶制的变种，但并没有将它定为奴隶制，而是当成了一种独特的古代帝国统治体制，从而强调了中国古代帝国时代的固有特性。堀敏一后来也对这一课题加以探索，从而指出，隋唐的所谓均田体制是将因汉帝国崩溃而一度遭到削弱的个别人身支配在以后的过程中又重新建立起来的体制。堀敏一在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得出的见解，集中地体现在《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所有制》一书中。他的一贯思想，是把国家权力与自耕农的关系作为基础来把握自秦汉至隋唐时代的，并在这一意义上将该时代定为古代。
   要之，在是否承认秦汉向魏晋南北朝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时代上的质的变化，京都学派与历史研究会派之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它们的分歧在于，把魏晋南北朝贵族看作位于皇权外侧而超越了皇权的权威呢，还是把它看作最终包容于皇权之内的官僚的一种形态。前者以中世纪贵族政治来表述是恰当的，后者则可以归结为古代专制政治。这一争论不仅如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讨论得还并不十分透彻，然而在80年代以后却被束之高阁了。
   如所周知，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基础是身分制，而这一身分又是皇权所不能改变的。然而，从哪里去寻找魏晋南北朝贵族阶级自立的根据呢？从宫崎市定的研究来看，乡品才是赋予魏晋南北朝贵族以官僚资格的制度上的根源，而乡品的依据是所谓的乡论。川胜义雄的中世论的核心也是对于当时的社会舆论给予强烈的关注，他用社会史的手法推导出了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形成史。乡论在地方社会乃至中央政界的各个层面都在发挥作用，川胜义雄把这一现象称作乡论环节的多层结构，它在九品官人法中作为一种制度被恰如其分地纳入官吏任命法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乡论这种对个人人格的社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