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构建合理的与文化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的构建性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知识或能够让人类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统化样式，还包括相应的科技创新机制。
　　科技创新机制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即组织和制度。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下，17世纪英国成为了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发生兴趣。但是对科技感兴趣只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条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标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学院为代表的新型大学的诞生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其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技创新组织。这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一个有共同目标并遵守一定规范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在法国，科技创新的体制化进一步确立了，其标志便是法国科学院的建立。在19世纪，科技创新体制化在德国最终完成，其标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学建立的现代化学实验室。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型大学的出现、科学学会的建立以及实验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基本表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组织也越来越丰富。

　　科技创新机制的制度维度指的是相应的科技政策与法规。这其中又包括课题申请机制，评议机制，奖励机制等等。各国通过科技政策与法规实现着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宏观管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引导，激励着本国的科技创新。
　　在19世纪中叶，德国的产品以低质、仿冒闻名。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的科学技术突发猛进。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当时德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成立了国立研究所。因此帝国物理研究所（PTR），德国威廉皇室学会（KWG）等各类研究所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国政府缺乏资金支持科技发展的情况下，一批银行家、科学家等则成立相应的基金会。而现在，遍及德国的各类基金会已经成为资助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第三，现行的匿名评议制度，其雏形亦是在德国形成。近年来，德国通过产权制度、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以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利益，激励科技创新活动。并且在科技奖励方面，德国洪堡基金会与联邦科研部联合设立的两项科研奖——沃尔夫冈-保尔奖和索菲亚-克瓦雷夫斯卡奖以高额的奖金吸引着国内外的科技创新主体来到德国，投身于科技创新事业。有次可见，科技创新机制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再次，改革应试教育，倡导创新思维，提供有利于现代科技创新的良好教育基础。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从创新主体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导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倡导教学自由，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且这一理念很快成为欧洲新型大学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就是从柏林大学开始的。可见大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进行研究，生产知识。另一方面，从上面的例子同样可以看到，大学的另外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学还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基地。
　　在当代，应试教育已然不能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基于知识的教育是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相背离的。当代科技呈现出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这一态势亦解释了当下知识爆炸的现象。在当代一个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知识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导科技创新就必然要求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
　　对应试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变教育观念，即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一转向实际上标识的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转向。在英文中，导师被称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还有“咨询师”之意，而后者则还有“指导者”之意。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师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倾向于与学生进行平等的讨论。
　　教师与学生的这种身份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权威。它鼓励人们提出“异见”，挑战权威，而科技技术史的发展也表明许多科技创新就来自于这些“异见”，无论这些“异见”在最初提出之时有多么幼稚或离经叛道。由此可见，倡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实质上是倡导创新思维，倡导创新思维是改革应试教育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易显飞：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研究，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9.
　　[2]张扬：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障碍及其消解机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