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历史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凝练、积淀，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中国文学流露出非常深重的忧伤，以至于我们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就是在间接地体验忧愁和哀伤。

这固然跟几千年来民生多艰有关，但又何尝不是《诗经》的影响呢?孔子日“不学诗，无以言”[4)《诗经》作为古典诗歌的典范，对后世影响之大，是我们无法估量的。自(楚辞》以来，优患意识一直贯串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以最直接地受其影响的抒情诗而言，几乎在所有的大诗人的作品里都闪耀着它的光辉。屈原对国家前途的担优，对奸债小人的斥责，就直接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曹植生当乱世，满腔济世壮志被兄、侄所抑，后半生处于被疑忌当中，终日惶恐不安，其诗多流露出忧生忧国之情。而后的陶渊明、鲍照、庚信、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直到清代诗人顾炎武、吴嘉纪、龚自珍……许许多多的文人学子都受到《诗经》的强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