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主义与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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