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的顺应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现象，用王永胜的话说，产生了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下表列出了一些英文电影片名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现的三种不同翻译。
　　 这种独特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实际上给效果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证据，香港和台湾的社会文化与大陆的差别决定了其电影片名的翻译采用了不同的策略，香港电影片名翻译往往最大胆，改译、另译非常普遍，大陆的翻译较好地照应了原文字面上的对应，而台湾的翻译意译的成份也明显高于大陆的译名。但一些港台的电影片名过度顺应了汉语，反而产生了不良的效果，比如美国电影Sound of Music在大陆直译成《音乐之声》，在香港译却译作《仙乐飘飘处处闻》，语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名篇《长恨歌》诗句：“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给人一种莫名奇妙的感觉。但近年来，随着两岸三地电影界交流的增加以及影视文化的互动，一些电影片名的翻译已经不分彼此了。
　　我们看到电影片名翻译中更多使用了归化和顺应的策略，一方面是追求商业效果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电影片名翻译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电影片名是对电影内容的概括，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同时片名就像商品的商标或品牌一样，起着导视的作用，所以译者对片名的翻译往往需要追求一种吸引消费者的新奇效果。这种新奇的效果往往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样，过分依赖异化来提供，因为电影受众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受众更愿意接受由母语所提供的信其效果。总之，在电影片名的翻译，异化与归化的技巧使用都是为传播效果服务的。这样就解决了关于异化和归化之争。
　　再者，电影的娱乐性也决定了电影片名翻译对传播效果的重视。在这方面，港台的电影片名翻译在娱乐性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比如香港电影翻译为了追求传播效果，大量使用了粤语发音，例如《宝贝小猪唛》(Babe)、《超能塞豆窿》(Baby’s Day Out)、《头奖拍住抢》(Lucky Numbers)等；台湾的电影翻译也多诉诸民众习见的口语用词：大陆的电影翻译最近也加强了在娱乐性上的考虑。
　　然而，在Jenning Bryant和SusanThompson所著的Fundamentals of MediaEffects一书中，对电影媒体效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对青少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上。因此，对电影片名翻译的效果研究必然要研究两种互相抗衡的力量，即商业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抗衡。电影片名翻译一方面要讲求商业效果，另一方面也要符合目的语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对其所提出的社会效果的要求。在当下大陆的电影片名翻译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正确保证了大陆电影片名翻译的宣传效果较好，能够满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需要，符合党关于加强舆论导向的宣传方针。
　　因此，对于港台翻译中过度追求归化的趋势时翻译界时有批判之声。但多数论者把这里的原因归咎于港台的翻译在技巧上过度偏离了原文，实际上这种偏离正是过度追求商业效果的产物。正如上文Jennings Bryant和Susan Thompson在其著作中所担心的那样，这些翻译有时候过度诉诸了低俗文化对性和暴力的宣扬。香港的片名译名中，某些翻译过来的片名加上诸如“终极”、“雷霆”、“魔鬼”、“神鬼”、“战警”等字眼，阿诺，施瓦辛格的电影“魔鬼”系列汉译时统统加上魔鬼两个字，变成了《魔鬼终结者》(The Terminator)、《魔鬼阿诺》(Running Man)、《魔鬼孩子王》(Kindergarten Cop)和《魔鬼总动员》(TotalRecall)。同上受商业利益的驱使，香港的译名偏于暧昧，翻译过来的片名中常见《情陷……》或名《……迷情》等背离了原作内容的字眼。台湾电影片名也时常会诉诸暴力和色情字眼，比如上述表格中Unforgiyen一片的台湾翻译《杀无赦》，Lolita翻译成《一树梨花压海棠》等。
　　上述对性和暴力的宣扬往往对青少年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是电影片名翻译者所不愿正视的问题，因为受商业利益的趋势，本地的电影片名命名本身对性的诉求，比如《色·戒》，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润使得电影片名的翻译很难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加上西方电影对性和暴力的一贯宣扬，使得译者也很难回避，比如由热门美国电视剧改变的电影The Sex andthe City，仍然沿用了原来的翻译《性与城市》。解决这个问题翻译者可以出一份力量，但还需要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等配套措施。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译者必须摈弃把传播效果简单理解为商业效果的思维，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来。
　　综上所述，电影片名的汉译从电影的传播效果出发，多采用了意译、另译等顺应目的语文化需要的策略，同时电影片名翻译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效果责任，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起到积极引导青少年接受优秀文化的需要，这样才能避免使电影片名翻译成为单纯追求商业效果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