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在思想行为上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文人大都时刻抱有强烈的用世之心。赵孟兆页曾言：“士少学之于家，盖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但如遭逢难为之政，遇昏庸之主，而秉性刚直之士，为权奸佞臣所排挤。那么，这些身怀治国济世之志的文人士大夫们，恐怕也只能感时之不遇，空多惆怅了。楚大夫屈原的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尽显其悲悯苍生而又无能为力之苦。范仲淹亦发出儒家士人悲天悯人之慨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更是道尽历代多少文人士大夫忧国忧民之心声。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对于文人来说，强硬的反抗既已无补于事，无力回天，倒不如采取无言之抵抗，即隐而不仕。因为“隐”也是一种抗争和不妥协之形式，即如老子所言“柔弱胜刚强”之理。因此，历代有为之士在不得已之时，大都归隐于山林了。东晋之陶渊明亦“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宁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起自己适心惬意的隐士生活。唐之李太白空有满腹才学和治国之大志，却整日只能作一些“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红艳露凝霜”之词句供杨贵妃玩赏取乐，几乎沦为皇家权贵之御用俳优。因此，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挂冠飘然而去。至于像一些前朝遗民文士，则更是存不屈之志而终老山林。如钱选、八大、髡残等等，都是文人不屈风骨之体现。
　　总之，中国文人之风骨主要就表现在以上所论的这几个方面。无论从其外在之气质风度，抑或是从其内在之思想精神来看，都离不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道释思想的影响。换言之，也正是中国悠久而博大的历史文化，才造就了具有中国鲜明民族特色的文人风骨和文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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