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之爻画名也随其卦画。将同类项予以合并，总其结构成分为辞与画两类。两者的结构安排也很明显：以画带辞，以辞系画。辞和画相对应，一定的辞总是对应于一定的画，且不容错位。

　　既然存在这种确定的对应性，那么，对于对应的辞和画从而整体的辞和画来说，二者在实质上就势必存在某种一致性。由辞看起。辞，卦辞和爻辞，都是判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结论，是答案。简单者如“利贞”（大壮）、“悔亡”（咸九二）类是，复杂者如“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蹇）、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晋初六），类是。很多辞句在进行判断时，加入了一些与画相干的内容描述。与卦画卦名相干者，如坎卦辞“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与爻画相干者，如乾卦当中的“潜龙”（初九）、“见龙再田”（九二）、“飞龙”（九五）、“亢龙”（上九）、“群龙无首”（用九），等。这些辞句虽是对相应的画的描述，但其中已内含了语句判断的吉凶结论，像“亢龙”本身就内含着“悔”那样。辞的这种叙述形式己经说明，它跟画之所以相关、相对应，乃因画本身也是一种判断方式。因此说，《周易》全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议论，或辞或画，皆是答案、结论。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周易》全书尽是答案、结论，那么，答案所针对的疑问在哪里？或者说，它们回答什么？
　　继续看画与辞的关系。实际上，画与辞的对应性并不仅仅可以导出二者的一致性。常识告诉人们，如果画和辞都作为判断而且是等价的判断，两者中的任一判断形式就是多余的。也可这样来说：“若但如此，则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或单用其辞，或只使用其画。因此，画辞虽一体，但仍自有它们的不同所在。画本是画辞本是辞。这便是它们最明显的不同。所以，同作为判断，一个以辞（言）断，一个却以画（象）断；一个断得明了，一个断得隐晦。由于画在表达上凭借的是象（像）即象征的形式，所以除了可以象征表达——尽管可能是不清晰地表达——言辞昭示的那些内容而跟它们相对应外，还可以象征代表其他什么从而与之相对应。于是，其象征性将我们引向读解易画的一个去处：除表达判断外，画因其象征性可以象征从而链接人们的疑问。
　　到此，是《周易》（经文）的全部，即我们面对拿来、呈上的那本《周易》所能看到的全部。它以卦画与卦爻辞的基本结构形式，构成一个结论判断的硬件系统。
　　然而，这就足以说是《周易》内容的全部吗？显然不能，因为，《周易》的结论、答案是在那里预设着、虚设着；因为，我们知道，答案需要应对具体的疑问。有应对，《周易》的结论、答案、判断才有意义；在应对过程中，才实现《周易》体系的完型，展现它的完整内容。读解《周易》，也应该由这个过程着手。换句话说，它需要有也必须有它的软件程序系统，否则，《周易》本身只能是一个死的系统。这，是由《周易》本身的特殊结构决定了的。
　　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读解易画的去处：作为象征符号，它可以赖其象征性而象征并链接一定的疑问。在这一头，画跟疑问链接并成为疑问的象征；在那一头，在它的硬件系统中，画跟易辞本身就存在着对应而己然链接着。可见，《周易》硬件系统在提供应对具体的疑问的运行环境之时，也提供了相应的入口、链接点。画，即卦画，就是它的入口、它的链接点。经由卦画，具体疑问将会导入到答案体系中来，相应的判断开始运行。问题在于，一，一定的疑问要跟一定的易画链接、对应，怎样链接，又怎样对应？二，易画本身不可能提出疑问。疑问是一种现实行为，人的行为，需要有人来问。很明显，这样两道难题需要一个统一的程序来解决。
　　这个程序即它的筮法程序。它适用于也只适用于《周易》自己的运行环境，它是提出和摄取疑问的运行规程系统。运行这个程序看到，在烦琐而平心静气的揲蓍过程中，人一步步地陷入到易的情节当中；随着一卦的筮得，贞问人的疑问跟特定的易画对应了起来；进而，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疑问（贞问）也跟设定的答案结论联系了起来。这时，贞问由于跟特定的画（卦爻画）的对应，链接到《周易》的答案结论体系中来；这时，那些虚设的答案结论才因“叩而决之”有了应对而不再为虚，保证和实现了整个《周易》的完型过程。
　　应当说，《周易》的实质正是展现于这样一个在完型基础上发生的运作当中。参与进入到这个运作当中，才能说是来到了《周易》的内里，因而也才能够真正看清它的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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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易》的里面，引人注目的是一段十分明显的大空白。
　　占筮方法的典型特征在于它的随机性。这导致了疑问跟卦画从而答案（卦爻辞）对应上的分散性和随意性，答案跟疑问的应对关系会山现种种在常规看来不相应对的情形。如，“一，答非所问。即，经卜筮而找到的相应卦爻辞结论与所提问题看上去不相干；二，同一问题有不同答案。比如，对相同的问题，所起的卦中有两个以上动爻，且它们（卦爻辞）的结论相去甚远，甚至相互矛盾。如同人初九‘同人于门，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或如，不同时间问同一问题起不同卦，且结论不一。像此一卦言‘有终’而被一卦谓‘有悔’之类；三，与之相类，不同问题而同一答案，等等。”此等不应对情形表明，《周易》展开的判断（答问）过程是不充备、不完整的。说具体一些就是，假揲蓍而摄取的贞问跟《周易》预设的结论，二者之间看起来没有什么作为介质的存在，并不必然存在使判断成立的来自经验的或理性的依据。这是《周易》思维运作过程中的的一个盲点，纳入正常的思维程序比照说明它，它是一段判断依据上的“空白”。
　　然而，这个空白却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不计判断的功利性如结论真假与否，而将《周易》的这种思维运作看作是一种真实的判断过程，将它看作是发生于人们身上的一种思维的实际情形，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有效的、能够正常运行的思维程序会包含一个毫无意义的环节，何况是关涉运行结果的中介环节。反过来倒说明，它不仅应当是有效的，而且《周易》设计的深奥之义应当在于此，它的灵魂应当在于此。
　　我们需要站到《周易》的外边，理性地看待、破解这段空白。没有判断依据，就需要找出判断的依据；是空白，就需要填补空白。关键是如何找、找怎样的依据，如何以及用什么来填补空白。由于是在人们运作《周易》时出现的思维上空白，所以，不能由调整《周易》的硬件系统改变运行环境来填补，而要由运作主体——人的思维自身来填补；由于这个依据空白是在人们随机的“叩之”、 “决之”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调整《周易》环境也不可能作出什么填补，而要由活生生的处于特定现实中的人来做即时的填补；由于答案与疑问的关系本来就违反理性的程序，即，属疑问对应答案而非答案针对疑问，所以人们不能用逻辑的、理性的方式而只能用非理性的方式来填补。这就是说，当《周易》留下这种空白时，它同时也给人们限定了或留下了藉以填补空白的方法；当人们运行《周易》而对这种空白之时，便激活了这种填补法。什么是这种填补法？不难发现，它跟发生直觉的一些要件是相吻合的。它们是：一，直觉是在人们面对和处理具体问题的思维运作中发生的；二，直觉是在人们处理问题的临场情境中偶生的；三，直觉不遵循因果律等理性原则。这表明，《周易》限定的或留给人们的所谓填补方法，是直觉式的填补法，填补的是直觉思维导出的依据——不排斥可为理性认同的依据。同时，毋庸质疑，所谓“填补法”也是一种“开启法”。《周易》用它独特的方式提供了开启直觉大门的方法，由现实的人就现实的事将直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