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所应有的态度，单纯讲生物，可以体现对现有生态环境的关怀，但无法对其发展做出把握和回应；单纯讲生产，可以说是一种发展的眼光，但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就生态环境来看，一味地强调生产无异于自我灭亡。 
    自从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拥有了强大科学武器的人类创造和生产了比过去几千年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可以说人类已经在借助科学技术“改天换地”，“征服自然”。虽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恩格斯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83页）但是，他的预言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近几十年来，当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时，人们才不得不认真审视和思考生态危机这个问题了。这可以说就是单纯讲“生产”的恶果。另一方面，在那些对生态问题的回应中，我们处处可见人造的绿地和小规模的城市公园，这些单纯地对生物数量的追求确实为我们生活增添了些许绿色，但面对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面对许多因为没有生命而无法回复的资源和气候等的恶化，这种回应只能是片面的和软弱无力的。面对生态危机，我们所要找寻的，应该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方法，这就要超越单纯的“生物”和一味的“生产”，以一种“生态”的眼光来审视。《周易》的“变通”观念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眼光。“变”和“通”的结合，不仅构成了上文中的那种生命之感，更展现了《周易》独有的“生生之境”。 
    在上文我们已经看到，《周易》中阴阳两种力量的交流产生了变化，有了变化才有生命的发动与创生，才能产生生物，才有可能产生生态系统。《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首先就是将天地化育之功突现了出来。我们都知道，人类不是地球上最早的的居民，也不是唯一的居民，人类的出现、存活、发展乃至繁荣都必须以千千万万其他生命体的生存为基础，有了众多其他生命体的存在和亿万年的发展，人类才有存在的可能。而现代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一味强调自身发展而忽视了其他生命体的存活所至。所以，《周易》将“生”推举出来，作为天地之大德来赞颂，这不是隅于人类生命的视界，而是一种以众生之“大生”为依规的眼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反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仅仅将人作为天地间唯一要考虑的存在，反对为了人不顾一切而无视其他生命体和自然环境的存在。。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有了变化，才有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丰富性，才有各物种间的互补性，这是我们的生态系统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周易》中“变”的观念所引申出来的“生”，不仅不是单纯的人之生，也不是单一物种之生，它是众多物种“竟自由”的状态。《周易》在讲乾坤之德时，强调“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系辞上传·第六章》）。这里的“大生”、“广生”即是易之“生”的多样性的体现。生命只有是多样的，互补的，才有可能形成完整的食物链结构，组成全面的生物群落，最终形成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最大的生态系统——地球。我们人类也只有在这种物种多样性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自己在生物链中的地位，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以及可能的和最佳的途径。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中，人类的活动使许多生物灭绝或濒临灭绝，这不仅是单个物中的消亡的问题，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物种都是生物链上的一环，失掉了这一环，整条生物链都要受到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不可弥补的。《周易》之“变”所表征的“大生”“广生”正是强调了人类生存的庞大的物种基础。 
    再者，有了变化，整个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才有了基础和可能。《周易》六十四卦不是单向的直线发展，不是从生之起点到死之终点，而是有节律的循环发展过程，运动不息，生命不止。这既是单个生命的发展规律，也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这种生态系统的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所依靠的就是《周易》之“变”。所谓：“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周易》六十四卦的变动规律表征了天地变化之道，也就是生态系统运行调整的规律，掌握了这种规律，我们自然可以让这个地球，让生存在其中的包括我们在内的众多生物和谐持久的发展。 


    如同在单个生命的发展中所展现出的那样，《周易》中的“变”在生态系统的发展中侧重于创生，而“通”则更强调生态系统的持久发展，所以，从 “生态”的眼光来看，“通”比“变”的意义要更为重大。 
    “通”是对“变”的成果的延续和发展。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可见“通”就是将“变”所创生出来的生态世界“推而行之”使之“往来不穷”的过程。 
    “通”是对“穷”的超越。《周易》中的一卦六爻和六十四卦都是循环发展的系统，这种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局部和阶段上的局限性，这就是“穷”。所谓：“易穷则变”，穷是“变”和“通”的契机，《周易·序卦传》的作者以最直观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这一点： 
    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终遁，故受之以大壮。 
    …… 
    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如此种种，就卦名的字义说，每两卦为一组，都是相反的。连接两者的语句“物不可以终……”，“故受之以……”，即是物穷则反，相反相生的明白表述。尤其是最后对既济和未济两卦的解释，“既济”有完成之义，但此卦并不是《周易》最后一卦，后面还有一个未济，就是说是以“未完成”作为结束，《序卦》认为这是由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这恰恰说明了《周易》作为一个法之于天地的系统，是不断循环往复的，我们可以从这种循环往复中得到关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 
    个体生命都有其死亡的那一刻，单个物种也有其灭绝的那一天。但是作为众多物种的有机整体，作为生命有机融合的集团的生态圈却是能够循环不息，发展不止，它有着自身独有的节律，这种节律感使得众多生物同周围的有机和无机环境融为一体。原有的在局部和阶段上的局限性就被突破和超越了。这种超越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简单重复，而是整体意义上的发展和繁荣。作为这种发展的内在机制，“通”的观念的开显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易》之“通”从本质上讲是为人的，更需要人为。《周易》有言：“变而通之以尽利”，所谓“利”，固然有天之利、地之利和人之利的区分。但是《周易》中的“三才”是以人为中心的，天地造化生成万物，万物都有其生命，但只有人是有理性，能劳动的存在，因此，这里的“利”更多的还是人之利。我们对自然的利用，无疑是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人生自然天地之间，自然间的资源和各种生物都成为了“为人”的存在，成为了人类可资利用的资源。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来，正是有了自然界的广袤和无私，人类才能从原始走向文明，从愚昧走向智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人类在受利于自然万物的同时，何曾利于过自然？从深层生态学看来，世间万物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需要，看似没有思维的动植物和完全没有生命的无机界，都在自然的进化中，在时间的流逝中追寻着自己发展的最大利益。如果我们一直坚持那种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根植于我们某些人头脑中的那种狭隘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