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绍兴文化周”将主办单位更广阔的空间想象却暴露无遗，当然，这是一种潜在的空间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与文化，绍兴与上海的空间距离之近，稍有历史与文化知识的上海人应该不会不知道绍兴这个地方，如果主办单位仅仅局限于上海的市场，没有必要在绍兴前面冠以“中国”二字。自从90年代以来，上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浸淫着欧风美雨，引领数十年中国社会关于现代文明的想象，今日的上海滩又一次领导着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货”依然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自从近代以来，上海似乎从来没有失去其作为东部中国中心的地位。现在，巨大的城市广场、西式快餐的连锁店、夜晚星河般闪烁的霓虹灯、国际化的城市建筑等等以其奢华而虚假的繁荣景象编织了一个现代化的迷梦，使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获得了替代性和想象性的满足。上海拥有的现代文明的先进色彩，与周边地区之间形成了先进/落后、现代/传统之间的时间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无形之中获得了地缘政治的意义，在广大的东部地区，上海与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无疑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是现代化的象征，边缘则是次发达或者待发展地区。另外，在边缘地区看来，上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无疑要比边缘地区小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上海的城市文明拉近了边缘地区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距离，因为，在大上海可以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经济、文化、生活的潮流几乎与世界同步。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向往上海的城市文明，试图开拓上海市场的努力，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则是全球化的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名优特产，绍兴以一种经济弱者的姿态明显地希望能够得到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的认同，它必须采取的策略只有在经济强者面前展示自己的文化优势，将自己包装成为一个文化强者的形象，以深邃的历史感填补空间想象所带来的距离，以此更靠近现代都市文明的中心，希望能够纳入由上海引领潮流的经济秩序之中，进而通过上海迈上经济全球化的道路，用一句俗语形容，就是“借船出海”，用国家话语表述则是“与世界接轨”。



在这一时空想象的话语实践中，历史、文化成了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妆饰，历史与文化既建构着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现代化的时间与空间想象，同时，这种想象也反过来建构着历史与文化，其实，在中国当下的具体情境中，我们毋宁更应该强调后者。我们不难想象，在漫长的绍兴发展史上，除了在“文化周”期间作为权力政治与资本展示的历史与文化事项之外，其实还有许多的历史与文化事项，而这些事项却被掩盖、被遮蔽，原因在于这些历史与文化事项并不符合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绍兴历史与文化的想象。因此，当绍兴的历史与文化在大上海的各种展览场馆展示的时候，当上海的市民啧啧称赏于绍兴历史文化的悠久灿烂充满魅力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关于绍兴的另一种历史与文化的解释已经流失，因为，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经过权力政治与资本过滤的历史与文化面相，真实的历史与文化远非如此直线进化与简单明了，权力政治与资本控制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地区的话语表述，将历史与文化仪式化、戏剧化的后果，则是剥夺了历史与文化表述的主体位置，而将其控制在权力政治与资本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3]权力政治与资本的作用并不仅仅于此，同样作用在现代化的空间想象之中。在当下中国的情境中，无可置疑的是，资本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它在破坏了原有政治、经济与文化机制的同时，也在重新建构着一套符合资本运行逻辑的机制，这就是在国家的权力政治与资本之间形成互惠、共谋的关系，资本利用权力政治规避在市场法则中可能遇到的限制与麻烦，而权力政治则代表资本组织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源，进而使资本不断扩张。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与互惠，在“中国·绍兴文化周”期间，将绍兴的各种地方性资源整合在“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的主题下，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绍兴的历史、文化与上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其实并不可能相互转换，可以互惠的是两地的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但是，权力政治与资本在上海展示着绍兴的历史与文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处“弥漫着绍兴文化气息”，使两者在一个戏剧化的舞台上联系了起来，进而完成了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绍兴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想象。

“中国·绍兴文化周”的时间与空间想象，只是当下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境中的一个个案而已，但它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症候。这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这一时代的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都应该联系到地方性文化与全球系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中，有一些与作为整体的全球系统的反应和解释有关。更具体地说，全球化包括了这样的压力，它迫使社会、文明和传统——既包括“隐蔽的”传统又包括“发明的”传统——的代言人转向全球性文化场景，寻求被认为与他们的认同相关的思想和象征。在“中国·绍兴文化周”的仪式展演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绍兴的地方性知识的形成过程，而这种地方性的知识却被吸纳到一个更为强大的、更具有理性化的话语中，为关于发展、进步的现代化想象的话语所建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地缘政治界限内所酝酿的社会生活形式，实际上已经扩展成为跨国的、乃至全球性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性想象所生产的现代化工程，迫使本土的人们朝着西方主导潮流已经设计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目标，权力政治与资本常常是代替地方性文化说话，将他们的知识与历史翻译成为符合现代化目标的语言，并且利用这些历史与文化的翻译使权力政治与资本对地方性知识的干预具有合法性，进而获得民间的认同。

注释:

[1]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属于一种大写历史（History）的叙事方式，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叙事方式挟持再生产大写历史之假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那些不适合大写历史理念的他者——比如民间宗教或者秘密社会——则被大写历史所忘却（obliterate）和谮用(appropriate)。即便在国族大写历史的理念没有受到挑战的时候，这种中心化的辩护者、集权论的叙事已经摧毁和埋葬了一个现代国族成长的替代性叙事途径。见PrasenjitDuara，1995，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p229。

参考消息:

[1]本文涉及的“中国·绍兴文化周”。

[2]王晓明在《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王晓明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导论”中曾经分析90年代初开始冒出的一种新的“思想”，笔者在此基础上概括为：现代化诉求，物质利益的渴望，权力与资本共谋的合法性论证，漠视社会的自由、平等与公正，传媒与权力政治的利益与共。

[3]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属于一种大写历史（History）的叙事方式，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叙事方式挟持再生产大写历史之假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那些不适合大写历史理念的他者——比如民间宗教或者秘密社会——则被大写历史所忘却（obliterate）和谮用(appropriate)。即便在国族大写历史的理念没有受到挑战的时候，这种中心化的辩护者、集权论的叙事已经摧毁和埋葬了一个现代国族成长的替代性叙事途径。见PrasenjitDuara，1995，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p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