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其主要任务。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这些人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之图的辩证，如《河图》、《洛书》，辨其原委指明舛误，可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然而对“伏羲四图”之辨，则多有未明，几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黄百家纂辑《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竟将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横图采入，又将张行成所作《气候图》当作邵雍“先天卦气图”采入，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易钤宝局》所推之《挂一图》和《既济图》。凡此数端，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

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多是本《百源学案》而谈邵雍理学，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先天之学”。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之所以论述有涉“先天之学”而不精，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一是过于相信朱熹对“先天之学”的诠释。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毕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老子》，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时道教空前发展，朱熹为着倡明儒学，对邵雍的“老子知《易》之体”和周敦颐“自无极而为太极”等说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应该说有其历史原由。以朱熹的学问，他当然明白所谓“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所指，亦明白“无极”是老庄的概念。其高明之处恰在于能将《先天图》、《太极图》及其内涵改造得天衣无缝，能为理学所用。周敦颐原本并不出名，是朱熹将其抬为理学之祖，邵雍之学原本亦不为人所重，是朱熹将其“先天之学”重新诠释而写入《易学启蒙》。今天，我们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邵雍、周敦颐和朱熹的哲学、理学思想，就需要注重区分其各自的特点，而不能含糊其词或“朱冠邵戴”。如此，方是分而见其精。近年来余敦康先生所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的确于诸大家之中独树一帜。之所以有此分而见其精之成就，则得益于对北宋五子之学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笔者因研究《易》图学而参考宋明理学史与中国哲学史，读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然而又每见凡涉及《易》图原委而论述其思想者，往往因不遑于基础研究而失实。任继愈先生说：“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来看，几十年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的文章、著作就是成就。把重大问题、主要学术流派介绍得比较准确，就受到称赞。几十年间，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对范畴发展的研究；专题、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专人、专书的研究；断代的研究；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有了大量分科、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再写中国哲学史，会比过去有更多进步和提高。”（26）我们以分科、专门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应该是时代发展赋予的责任。我想，《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

注释：

（1）《周易本义》“已略具备”的时间是淳熙十五年。至庆元四年（1198）还“不甚满于《易本义》”
（2）《答袁枢》：“要见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旧图。自始初只有两画时渐次看起，以至生满六画之后。其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费词说。于此看得，方见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圣人只是见得分明，便只依本画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


（3）《答郑仲礼》，《文公易说》卷十九
（4）（11）（15）（16）（19）《答袁枢》，《文公易说》卷二十三
（5）《朱子语类》卷七十七
（6）《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7）《朱子语类》卷七十
（8）《文公易说》卷二
（9）《文公易说》卷二十二
（10）《答程迥》，《文公易说》卷二
（12）《文公易说》卷十九
（13）《文公易说》卷一、卷二
（14）《答叶永卿》：“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则震巽、复姤正在中间。先自震、复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顺行以至于坤，便成圆图……此作图之大旨也。”《文公易说》卷一
（17）“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语类》卷六十五
（18）《易学辨惑》
（20）“但圆图自有些子造作模样，如方图只是据现在底画，圆图便是就这中间拗作两截，恁地转来底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当初画底。”《文公易说》卷二十一
（21）《文公易说》卷十七
（22）《图书编》卷一
（23）见《翼元》所列“先天图”
（24）“文王八卦不可晓处多。如离南坎北，离坎却不应在南北”《文公易说》卷二；“齐乎巽，晓不得”、“坤安在西南不成”、“乾西北也不可晓”、“问：战乎乾何也？曰：此处大底难晓”《文公易说》卷十七
（25）林至《易裨传》：“长杨郭氏序李氏象学先天卦变曰：‘陈图南以授穆伯长，伯长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尧夫、陈安民，安民以授兼山。’”
（26）任继愈：《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91年12月8日《周易》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